王禹偁在县令任上还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情。雍熙二年（985年），北宋王朝准备第二次北伐，田粮税赋和军费接踵而至，而这一年，长洲受灾，庄稼普遍欠收。百姓几乎交完所有口粮后，全县任务缺口仍达一万七千贯，约合人民币350万元。江南一小县，虽是鱼米之乡，百姓困惫无比，350万元绝不是个小数目。如再挤压，好多百姓就要背乡离井、家破人亡。王禹偁以自己的个人名誉和人格魅力，硬是从本县和邻县的富商大户手中如数借来，为国家出了力，为百姓解了急。王禹偁赢得了长洲的民心。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遭到了官场诋毁，说他沽名钓誉，博取直名罢了。
自古至今，从来不乏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别人说三道四甚至口诛笔伐的情形，更不缺乏居高临下充斥道德优越感肆意品评别人的人，惟独欠缺真正的人文关怀和人心温暖；袖手旁观的看客心态已使人心麻木荒凉，更何况落井下石，污蔑诽谤。王禹偁一度很悲哀，他说“我没有知音”。但人心向善，常州的百姓知恩，他们是知音。百姓们感念王县令的为民情怀和慷慨援助，第二年收成后都早早把债务还上。
在长洲的三年中，王禹偁以为民之心和敢于担当之精神赢得了民众拥护，还因所写诗词追求白居易的平白近人、杜甫的现实主义文风而成为姑苏人们心中的偶像。
看这阕《点绛唇·即兴》——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细雨绵绵，恨意难消，天色微暗，愁绪堆积，但雨中的江南景色依旧很美丽。水边村落，湖畔渔市，袅袅升起一缕孤零零的炊烟，那么淡，那么细。
一行长途跋涉的鸿雁，在那水天相连的遥远的天际，远远望去，款款飞行，好似列队首尾连缀。此时凝望这搏击长空的大雁，谁能理解我凭栏远眺的胸意！”
名动四方，京城，天下。
这就是王禹偁，留下来的词仅此一首，却以清丽的笔触描绘出清新的江南雨景，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征鸿抱负和难以被人理解的孤独情绪。
三
那个懂文知书甚至有些爱文抑或羡慕翰林学士的宋太宗赵炅，两次北伐失败后，转向抑武重文，以文治国。他大兴科考，延揽天下人才，尤其看重诗词家高手、文学高才，于是，宋朝的文风词风昌盛发达，国运虽不长，宋词却千古。
端拱元年（988年）初春，东京汴河两岸的垂柳芽苞尚未显鹅黄，朔风还有些寒冷，王禹偁便和邻县县令罗处约一起被召入京，擢升禹偁为右拾遗兼直史馆。右拾遗——咨询建议官员，小言官，意思是捡起皇帝的遗漏（政策失误），专挑皇帝的毛病。
直史馆为官署名，掌修国史。宋以史馆与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其官员并称馆职，为文臣清要之选。右拾遗兼直史馆，两个官职都不大，本应赐五品绯服，为示皇帝恩宠，王禹偁特赐文犀带。
进了朝廷，也就进了风雨地带，甚至是风口浪尖上。王禹偁时年35岁，35岁的王禹偁想找点事情做做。他想自己是个史官，就应该为编修国史所点事情。他去找监修国史的宰相吕蒙正。他对吕蒙正说：“相公，史馆好久没有修史了，在这样下去，工作就要荒废了。”吕蒙正深知修史的意义，更值道治史的风险和凶险。迟迟没有答复。王禹偁等不及了。他再次上书吕蒙正说：“相公曾说，史笔之难有三，一要有文才，二要有学术，三要有见识，难道馆阁这么多人的才、学、识还不足以吗？”经过争取，王禹偁终于得到编修端拱元年的日历，还与其他人一同校正《三史书》。
王禹偁得到了喜爱的阅史编史修史工作，也做出了成绩。他要向司马迁学习，成为后世评价《史记》的赞誉那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想错了，朝代不一样，皇帝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北宋不是大汉，赵光义也不是汉武大帝，年轻人的苦头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