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可饰身，古代官文一身，王禹偁虽是官员，却是着作等身，也以文名。尤在北宋初期，王禹偁可谓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八年三贬，政治失意，却得以远离京都的矫情与华丽，保持清新、健康、朴白、自然，不事雕饰的文风与真情。他的笔下，既有乡村的美丽，更有怀念故乡的忧郁。仅留存的一首词《点绛唇 即兴》因情绘景，风格清丽，感情质朴，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两宋的词境。
除文学成就外，王禹偁更多的是对古代知识分子人品良知的引领作用。他为官敢于直言陈谏，为史，坚持尊重事实，为民，敢于为民请命，责己担当。虽没能拯救陷于积贫积弱水火中的民众但有着难得的知识分子的崇高道德与良心。“事上不曲邪，居下不谄佞，见善若己有，嫉恶如仇雠。”他是北宋的先声，之后的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为文为官，多少都带有他的影子。
但王禹偁没有后来者苏轼的修炼和幸运。他没有在读书着述中，去掉自己身上的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稳健端庄、谦逊平和的一己正气；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中，养成虚怀若谷、朴实自然的平民气；在接触底层的劳动中，去掉认死理、不识时务的莽撞气，养成刚毅坚强、韬光养晦，讲究方法和策略的领导者。
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也不能假设：如果苏轼的出生和王禹偁颠倒一下呢。但之后的范仲淹、苏轼身上确实看得见王禹偁的影子。
又是五月麦垄黄的时节，王禹偁，这颗伟大干净的心灵在忧患中停止了活动。这是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他48岁。
世上已无王禹偁。疏远也好、贬谪也好、仇恨也罢,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王禹偁，从今往后，北宋的朝堂上不用再担心有这位名人“愣头青”的批评甚或刺耳的声音了。他过早地谢世对他本人也好，对北宋也好，都是一种解脱。
但，耳是顺了，国势和命运能顺吗？公元1027年，东京梦华不在，徽、钦宗的王朝不在，北宋的一切一切，都不在。都随着马背下的铁蹄碾压着泪水和血水，从北方一直流到南方，长江以南。
一切，如“滚滚长江东逝水”。只是我会记着：北宋有个王禹偁，有三十卷文集，有48年质地高洁、忧国忧民、刚直不屈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