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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的会议是在张勋家中召开的。张勋见各省区代表一致同意他搞复辟，情绪顿时高涨起来，他当即叫副官到后宅去取黄缎子，让诸位代表当场签名。副官到后宅找了一通，没有找到，此时街上店铺已经关门，买都没处买，结果张勋的二姨太邵夫人只好拿出一块准备盖上大印给少爷压邪祟用的黄绫子，交给副官，做签字之用。

副官将那块黄绫子拿到前厅，先由秘书长在上面写了个缘起，然后让各位代表在上面一一签名。大家签字的条件是：如果张勋进京，能推倒黎元洪，各省区代表就拥护他保皇上复位。已经在定武军司令部住了大半年的康有为也在黄绫子上签了字。

代表们签完了字，张勋便将黄绫子交给秘书长妥善保存，作为13省区督军赞成他复辟的依据。

这块宝贝黄绫子后来在段祺瑞集结兵马，于马厂誓师讨伐张勋的前两天，被冯国璋派人以20万现洋的代价，从秘书长手中买走，此是后话。

数日后，张勋率领步炮兵10个营，共3000余人，打着“进京调停，收拾时局”的旗号，由徐州乘火车北上，于6月14日抵达北京。

张勋与13省区督军达成协议，率兵进京之后，佃信夫立即赶回日本，谒见寺内正毅首相，向他详细报告了中国目前的局势，并力陈己见，说张勋已得到13省督军的支持，复辟必能成功。

寺内原以为张勋复辟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才叫长岛隆二写信阻止佃信夫继续活动，现在听佃信夫说得活灵活现，复辟帝制已水到渠成，只需举手之劳，不禁面露喜色，说：“如果这样，当然很好。”

佃信夫见寺内首相对张勋发动复辟仍持赞赏态度，便急速赶回中国，向张勋报喜。6月30日，佃信夫在北京见到了张勋，向他转告了寺内首相对待复辟的态度，张勋听罢，心情振奋，对佃信夫深表谢意。

此时，张勋已做好发动复辟的一切准备，听说日本首相仍然支持他的行动，更加有恃无恐，于7月1日悍然发动复辟。

是日清晨，张勋与康有为迫使前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军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人换上清朝大臣的朝服，由辫子军保驾，驱车来到紫禁城，将12岁的退位小皇帝溥仪扶上太和殿御坐，随后，张勋率“文武大臣”山呼万岁，行三跪九叩之礼。列队立于殿外的辫子兵也跟着齐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在沉寂了很久的紫禁城内再次回荡。

“朝贺”已毕，康有为捧出早已拟好的草诏，颁布“上谕”，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易五色国旗为黄龙旗，恢复清廷旧制，即日通电全国。张勋自封为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独揽朝中大权。复辟功臣康有为等人也都加官晋爵。

张勋在宣布复辟的当日，已经命令辫子军占领了北京车站、邮电局等要地，封锁交通，控制对外联络。同时派出代表，向黎元洪说明复辟之必要性，请其奉还大政。

黎元洪原想借张勋之力保住大总统宝座，哪知竟闹出如此结果，他得到张勋宣布复辟的消息后，急忙逃到日本公使馆躲避，总统大印已派人秘密送往南京，交给副总统冯国璋，以谋匡复。

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各衙门、府第、商店、酒店旅馆、各家各户，一日之间挂出了各式各样的龙旗，有的是破旧不堪的藏品，有的是在黄布上画一条蓝龙的新旗，有的是用黄纸印刷的应急之物，有长方形的，有三角形的，形状不一，大小各异。北京城成了旗帜的海洋。

腑后有没有辫子，身上穿不穿清朝的长袍马褂，是国民拥不拥护复辟、爱不爱国的表现，于是戏装馆、旧货摊、服装厂、卖装饰品的商店，生意空前兴隆，长袍马褂供不应求，连戏装也一时告缺，一些作坊制作假辫子的人发用光，以马尾代之，仍然紧俏。北京街头，穿着清朝的长袍马褂、脑后拖着真假发辫招摇过市的人随处可见。

但是，随着复辟闹剧的上演，一场风起云涌的反复辟运动，也在全国掀起。

几个外国人连架带拖把张勋塞进汽车，张勋在盛怒之下咬了旁边的荷兰人一口

张勋原以为复辟帝制得到13省督军的拥护，又有日本政府的支持，只要把退位的宣统皇帝抬将出来，就可以号令全国。哪知事情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复辟的消息刚刚传出，立即遭到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各地群众纷纷集会声讨，对张勋口诛笔伐。北京的十几家报纸以停刊表示抗议，一些有血性的文人甚至执笔撰文，痛斥张勋。街谈巷议，纷纷反对复辟。有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拒挂龙旗。上海、天津、武汉等处的报纸也纷纷刊登讨伐张勋的文章。

在上海，除了由张勋、康有为主办的《国是报》外，其余各报纷纷刊登各方面声讨复辟的通电。后来，《国是报》的印刷工人举行罢工，抵制宣传复辟，报馆虽出高价，仍遭拒绝，结果只好停刊。伪学部尚书沈曾植在上海的住所被义愤之士投掷炸弹，上海商界也反对张勋复辟，全体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三日，以表示拥护共和、尊重民国之决心。

在广东，官民无不痛心疾首，表示反对复辟。由于张勋复辟，中断共和，电报传来，百姓无不悲愤，民间自动发起“国民哭灵大会”，抗议张勋解散国会，破坏共和的滔天罪行。随后又改为“国民护国后援兵”，继续声援反复辟的正义斗争。

当复辟消息传到上海后，孙中山愤慨异常，表示“誓不与共天日”，并发表《讨逆宣言》。7月10日，他南下广州，准备在南方建立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根据地。他沿途发表演说，指出当时斗争的实质，是主张“新潮流”与主张倒退的“旧潮流”的斗争，表示坚决要把反对帝制复辟、反对军阀统治、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进行到底！

全国各地的声讨，对辫帅张勋来说还不是直接的威胁，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多次派代表参加徐州会议，共谋推倒黎元洪、复辟帝制的段祺瑞，竟摇身一变，组织“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于7月2日在距天津十多里的马厂誓师，并通电全国，讨伐张勋。讨逆军参赞粱启超亲笔起草了长达数千言的《讨逆通电》。

更可恨的是，原先赞成复辟的13省督军竟无一人通电支持张勋。这些人原先就想利用张勋推倒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总统，并非真心支持他搞复辟。而张勋将退位的小皇帝溥仪扶上皇位后，竟自封议政大臣，独揽大权，更令他们大为不满，故均采取观望态度。后来，这些人随着形势的变化，又表示反对复辟，有的甚至也跟着出兵“讨逆”。

段祺瑞于很短的时间，纠集了数万人马，兵分东西两路，进攻北京。同时切断铁路交通，以防徐州的辫子军北上。

随张勋进京的只有3000余人，而驻扎于天坛的统领李辅廷已事先被段祺瑞派人收买，刚一开战，6个营1500余人便缴械投降。张勋可以调遣的兵力只剩下4个营，加上亲兵仅1500余人。

康有为等“复辟巨子”及一些热衷于复辟的失职文武、书生政客，见大势不妙，纷纷作鸟兽散。只剩下辫帅。一人与二太太邵夫人坚守在南河沿自家公馆。剩下的人由统领苏锡麟指挥，南至前门箭楼，北至天安门，东到三座门、中央公园，西到东交民巷北口，包括南池子、东华门一带地区设防，主要任务是保护张勋的驻地南河沿公馆。

在济南活动的中西正树、二藤铁三郎等日本浪人，听说张勋已发动复辟，便赶到北京，想为张勋鼓劲打气。但是当他们赶到北京，找到佃信夫作为引荐人，带他们去南河沿公馆去见张勋时，段祺瑞的人马已经进逼北京。

此时，声称到北京“收拾时局”的辫帅，因发动复辟闹得众叛亲离，焦头烂额，正不知如何收拾他一手造成的时局，哪还有心思听这帮浪人的聒噪，况且他已发现佃信夫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故对这帮日本人态度冷淡。

后来，张勋被一帮浪人七嘴八舌弄得心烦难耐，忍不住大声质问佃信夫：“你一再对我说，寺内首相支持我复辟，但是，本帅现在要问你一句话，贵国公使馆现在为什么要保护黎元洪？”

佃信夫辩解说：“敝国公使馆不过是遵循国际惯例，有义务对要求政治避难的人进行保护，如是而已。”

佃信夫不辩解还罢，这一辩解，更让张勋恼火，他拍案怒斥道：“一派谎言‘！日本公使馆保护黎元洪，就意味着反对我张勋复辟，这一点，即使是妇孺都看得出来！”

佃信夫和中西正树等浪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晤谈不欢而散。

7月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向张勋辫子军防线发起进攻，北京城内枪炮声震天，硝烟四起。战斗的间隙，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到火线劝说辫子军统领苏锡麟投降。苏锡麟见大势已去，表示如果能保证张勋的安全，他愿意停火。吴炳湘闻言，立即赶往荷兰公使馆交涉，请求让张勋入内避难。

近午时分，一辆插着荷兰国旗的汽车通过辫子军防线，直趋南河沿张勋公馆。此时，张勋的姨太太王克琴、傅筱翠等已经带着子女提前避居荷兰公使馆，公馆内只剩下张勋和他的二太太邵夫人及一些担任护卫的亲兵。

吴炳湘等人见了张勋，便劝他赶快上车，前往荷兰公使馆，但张勋无论如何不愿动身，发誓说：“死也要死在公馆里。”

吴炳湘见时间紧迫，便与几个外国人把张勋连架带拖，塞进了汽车。张勋一面挣扎，一面乱骂，盛怒之下，竟咬了架他的荷兰人一口。

张勋和他的二太太被荷兰公使馆的汽车接走后不久，苏锡麟便命令部下缴了械。1500余名辫子兵集合起来，被收容在警察总监署内。后来，这批人剪了辫子，换上陆军制服，一部分被发给路费遣返原籍，一部分被送回徐州。

张勋的复辟闹剧仅上演了12天，便以彻底失败收场。

这次复辟虽然失败，但黑龙会干将佃信夫并未就此死心。他得知张勋在荷兰公使馆避难后，便想救张勋出逃，以图后举。

荷兰公使馆警戒甚严，佃信夫无法进入，便每天在公使馆周围转悠，见有公使馆卫兵外出，便上前搭讪，终于和一个荷兰卫兵混熟。他先是向这个卫兵赠送春宫画，以讨其好，接着又以重金行贿，要求卫兵设法让他进入公使馆与张勋见上一面。荷兰卫兵得了他的好处，不好推辞，便答应愿意帮忙。

这天夜里，佃信夫在荷兰卫兵的帮助下，偷偷溜进公使馆与张勋见面。张勋因复辟失败，众叛亲离，又被段祺瑞当作祸首通缉，已恼恨成疾，见佃信夫不顾个人安危，混进公使馆来见他，很是感动，急忙带病更衣，与佃信夫晤谈。

佃信夫见张勋态度友善，与在南河沿公馆会见他时截然不同，便趁机进言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望大帅胸襟放开阔一些。贵国有句俗语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帅如果愿意的话，在下将设法与敝国政府联系，让大帅到敝国避难，以图东山再起。”

张勋昕了，长叹一声，说：“本人已年过六旬，去日无多，而这次为发动复辟，已大失人心，成为众矢之的，恐无东山再起的希望。再说，贵国政府言而无信，变化无常，实在不可依靠。恕我直言，本人已对贵国完全失去信心。”

佃信夫苦口劝说，张勋仍不愿出逃，他说：“先生也许是一番好意，但不论你怎么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我就是死，也要死在故土。”

佃信夫见张勋态度坚决，只得安慰他一番，离开了公使馆。

张勋后获特赦，到天津隐居，于1923年9月12日死去。

佃信夫想以帮助张勋复辟在中国干出一番大业的计划，虽然因闹剧落幕而落空，但他并不就此罢休。1925年冬季，他又跑到天津，找到一贯亲日的清朝遗老、热心于复辟帝制的罗振玉，要罗引荐他去见溥仪，筹划复辟之策。

溥仪退位后，先住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后来欲从天津去日本，又转到天津的张园居住，以待时机。罗振玉是赞成出洋一派，自然成了溥仪的“宠臣”。罗振玉对考古学颇有研究，于溥仪退位之前任“南书房行走”，辛亥革命爆发后，避居日本，考古著书。善耆和升允到日本活动，寻求日本政府支持复辟，他也积极参与。1919年回国后，他先居天津，结交了一些日本人，后在大连开设古玩铺，一边贩卖古玩字画，一边和国内支持复辟者广泛联络。因此，佃信夫觉得他是个得力的牵线人。

罗振玉在溥仪面前大肆鼓吹，说佃信夫是黑龙会的重要人物，日本军政界许多权要都支持中国复辟帝制，现在他们派佃信夫为代表，要亲自与皇上共商复辟大计，这个机会决不可失，皇上应立即召见这位重要人物。

对于佃信夫其人，溥仪早已听说，知道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十分活跃，常常出入京城各王府，与皇族成员颇有交情，又听罗振玉说，他是代表日本军政界权要来与自己筹划复辟大计的，当下答应接见佃信夫。溥仪考虑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总领事是日本政府的正式代表，又是他的保护人，理应让他前来共商大计，便让人通知了总领事有田八郎，请他届时出席。

罗振玉立即赶到佃信夫所在的旅馆，告诉他，“皇上”同意召见。佃信夫想不到罗振玉这么快就带来了好消息，很是兴奋，回想起当年在徐州迎宾馆等待辫帅接见的情景，觉得这位“皇上”真是礼贤下士，这么容易就能与溥仪一晤，说不定是个好兆头。

不料，佃信夫按照约定的时间前往张园，去见溥仪时，竟见有田八郎也在座。他一气之下，当即退出会客室。在座的清朝遗臣陈宝琛、郑孝胥等人十分惊愕，罗振玉也觉得很没面子。

郑孝胥和罗振玉急忙追出去，责问佃信夫何以敢在“圣前”如此非礼，他答道：“你们把有田请来，这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吗？既然如此，改日再谈。”

佃信夫再也未去见溥仪，因为他去天津鼓动溥仪复辟，只是要为自己建功立业，既然溥仪的身后有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总领事支持，今后即使复辟成功，功劳也不会记在他的头上。

作为一个浪人，即使再有影响，也只能代表日本民间势力，与代表日本政府的总领事相比，他显得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