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昌不愿写信，铃木便用烧红的铁块灼他的手脚，后来竞灼他的面孔。梁永昌因剧痛难忍而发出惨叫时，铃木就叫打手掐住他的脖颈，使他不能发声。结果梁永昌被他们活活掐死。而他们却认为他是昏厥过去，仍然用烙铁灼他的皮肤，要把他“烫醒”。
当他们发现梁永昌已经死去，才不再烧灼他的尸体。他们用刀割断捆绑梁永昌的绳索，将尸体拖到墙角，随便捞过一条破毡子盖上，然后若无其事地在外间坐下来，悠闲地饮酒。
中野良朋听说梁永昌被铃木等人折磨致死，十分恼怒。他当然不是反对铃木对肉票运用酷刑，而是为无法再向梁家进行敲诈感到遗憾。
当他向铃木发火时，铃木却满不在乎地说：“谁叫他把钱看得比命还重昵？他只要给他老婆写一张字条，事不就完了吗？其实我只是吓唬吓唬他，他就死了。你放心，像他这样的货色奉天城里有的是，只要你说句话，我马上再给你绑一个来。”
梁永昌的尸体在充满焦臭味的屋子里摆了一天。第二天夜里，中野为了消灭他们的罪证，命铃木等人把尸体运到野外抛弃。铃木等人觉得尸体太沉，竟将其砍成四块，运到郊外，扔在一条水沟中。
此后，中野等人一直隐瞒梁永昌已经惨死的真相，并日．仍让人叫梁妻凑款赎票。赎金由3万降至2万，直到梁永昌死后的两个星期，梁妻才把好不容易凑到的两万元交给绑架者，想赎取她丈夫的自由。
浪人间谍们不仅贩卖妇女，而且还买一些“顾问”、“咨议’、“指导官’的头衔四处行凶作恶，行径令人发指
朝鲜于1910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日本人开始在那里开办起贩卖妇女株式会社。这种株式会社，是全靠以迫使妇女卖淫而牟取利润的。
随着“满洲国”的建立，日本人将贩卖妇女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于是便有成百上千的日本和朝鲜女子被运达中国东北，以供给各妓院、茶馆、舞厅与酒楼之用。后来，日本人便在东北各大城市相继成立了贩卖妇女的“专利公司”。
贩卖妇女专利公司广招天下客，无论什么人种、什么国籍的人都可以光顾，可以当场“提货”，也可以留下订单，预订一个或一百个女子均可。
这类专利公司经营的妇女分为不同的档次，有供达官贵人用的上等妓女，有供普通人泄欲的普通妓女，还有供咖啡馆雇用的艺妓或舞厅所需的伴舞女郎。
专利公司的门口有日本宪兵守卫。顾客光临时，由衣着考究的秘书接待。他把顾客引入一个房间，里面的布置是半西式的，很是华丽。然后，秘书便问顾客，想要多少女子、供何等场合之用。
顾客说完要求后，秘书便带他到另一个较大的房间，给他看大本的像簿，内有许多女子的照片与说明，如是否是处女、身高多少、胖瘦如何，是何文化程度、有何技能、是精于弹唱还是善于跳舞等等。顾客选定后，双方便开始议价。讲定价格和期限后，顾客便先付二成半的定金。
过了10天或半月，顾客便会接到银行发来的通知，他所定的女子已到，付清余下的七成半定款后即行点交。顾客接到通知后，前往银行付清余款，取得付款凭证，再拿去交给专利公司的事务所。于是便有一名雇员带他到新运来的女子所住的旅馆“提货”。
从此时起，这些女子便成了这位顾客的私有财产。他对她们可以随意处置，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干涉。被专利公司卖出的女人，如果在期限未满之前逃走，警察便会像对待逃犯一样对她们进行缉捕。如被抓获，仍然交还给买主。那些残酷的妓院老板，便会对她们施以种种稀奇古怪的刑罚，使她们再也不敢动逃走之念。
由于有贩卖妇女专利公司不断向“满洲国”输送女人，东北各地的妓院、茶楼、酒吧、夜总会如雨后春笋。到了1936年，吉林、黑龙江两省领取开业执照的妓院就有550余家，共有日本妓女7万余名。
贩卖妇女专利公司的大部分“货源”，都是由日本浪人提供的。他们先是从日本拐骗或购买妇女，后来他们又与汉奸勾结起来，将一些中国妇女投入火坑。
这些浪人大都是把一些乡镇的少女少妇强奸后，再转给专利公司拍卖。有两个浪人在锦州先后强奸了11名中国少女，并且为了不付买这些少女的钱而将她们的父母杀害。1945年中口战争结束后，这两个罪大恶极的日本浪人，被沈阳日俘侨遣送站交给战犯法庭审判。
日本在“满洲”的政务机关，既然把“顾问”、“咨议”、“指导官”等头衔标价出售，那么对于肯出高价买官的人以往曾经干过什么，当然也就从不过问。于是一些无恶不作的日本浪人只要花上一笔钱，便可以摇身一变，成为高踞于各行政长官厅之上的人物。
日本浪人中村便是这些人物中的一个典型。
中村的全名为：康士坦丁伊万诺维奇中村，从这个奇怪的名字可以看出他曾加入俄国正教。但是宗教并未能改变他作恶的本性。
中村作为一个无业游民，在朝鲜混过几年，然后来到哈尔滨的新安埠开了一个理发店。挥霍惯了的中村，当然不指望靠一把剃刀挣钱糊口，理发店不过是一个幌子，他真正的行当是贩卖吗啡、海洛因和鸦片。此外，他还在距理发店不远的地方开了一个妓院。
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当局虽然为求苟安，对日本人出售毒品、贩卖妇女视若无睹，但是在日本人犯罪过于猖獗之时，往往也采取一些措施。中村由于上述罪行，他的名字已三次出现在哈尔滨警察局的档案中。
1923年，中村买了一个俄国女人为妻。这个女人是个寡妇，有一个11岁的女儿。数月后，中村竞强奸了女孩。
俄国女人向哈尔滨警察局起诉中村的兽行，结果中村被警察逮捕，并引渡给日本领事馆处置，但是日本法庭却判中村无罪。依照日本法律，他“买”那个俄国女人时，同时连她的女儿也“买进”了，因此这女孩便是他的私产，他有随意“处置”的权利。
中村被无罪释放后，又来到中国继续干他的营生。他除贩卖毒品开设妓院外，又多了一个谋财的项目：那就是用麻醉品劫盗来他的店里理发的顾客。
1926年，一个衣着考究的俄国人到中村的理发店理发，中村估计此人颇有钱财，便在理发时将他麻醉，然后将他身上的500元钱全部掏下。俄国人醒来后，身上的钱已不翼而飞，料定是中村所为，即到警察局投诉。
像前次一样，中村的案子仍由日本领事来办理。处理的结果，仍然是中村无罪。理由是，那个俄国人并未被中村麻醉，而是他自己喝醉了酒，至于那500元钱，当然是他自己不小心弄丢了。
这一次，中村又得以逍遥法外。
1928年，中村又因在他开设的妓院里蓄养12岁的雏妓受到指控。但结果和前两次一样，他又被无罪释放。
东北变成“满洲国”之后，中村用贩毒开妓院劫盗来的钱买了一个“俄侨事务局总顾问”的头衔，并且当上了俄侨学校督察员、符拉基米尔大学的名誉副校长。这个大学其实是日本人用以向俄侨出售文凭而骗取钱财的没有教员的空头大学。
浪人中村，从而又有了更多的招财进宝之路。
浪人竹恒喜次郎，在中国活动多年，对汉语颇为精通，“满洲国”建立后，他在长春花钱买了一个“咨议”的头衔，为日本宪兵服务。
竹恒仗着宪兵的势力，在长春豢养了几个浪人，充当他的打手，为所欲为，无恶不作。
竹恒经常指使他的手下用绑架手段敲诈钱财，然后将这些钱挥霍在妓院、酒馆和赌场里。后来，他觉得嫖妓已不够刺激，便诱奸或强奸良家妇女，只要被他看中的女人，他很少放过。被奸淫过的有俄国女人，有朝鲜女人，然而最多的还是中国妇女。
一天下午，竹恒喜次郎正在和几个浪人饮酒作乐，忽从窗口看见一位30多岁的中国妇女带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从街上走过。那位妇女体态丰盈，风度典雅，小姑娘娇小玲珑，面庞秀丽，竹恒顿时动了邪念。他对几个浪人向窗外呶了呶嘴，说：“看样子，这是娘儿俩，货色不错。各位想不想开开心？”
几个浪人应了一声，一拥出门，窜上大街，追上那母女俩，将她们猛然架起，拖向屋内。母女俩遭到突然袭击，刚发出恐惧的惊叫，脖子便被浪人用胳膊勒住。
浪人们将母女俩拖回房间后，竹恒叫两个浪人先将失魂落魄的母亲轮奸，然后逼着母亲看着竹恒和另外三个浪人轮奸她的女儿。
不幸的母女俩被竹恒等人蹂躏至天黑以后，才被放出。她们当即到附近的一个日本宪兵值勤所报告其可怕遭遇。
但她们哪里知道，竹恒喜次郎将她们放出后，即派一名浪人尾随其后，看她们是否向宪兵报告。当那个浪人看到母女俩走进宪兵值勤所时，立刻返回竹恒的寓所，告诉了他的主人。
这个值勤所内有一个下级军官、两个宪兵和一个翻译值勤。那个下级军官听完了母亲的哭诉后，用叽诮的口吻问：“你说你们被人强奸，可有什么证据？”
“我可以指出那间屋子的所在，而且医生也可以检查出来。”母亲说。
正在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下级军官拿起话筒，听到对方是竹恒时，立刻嘻笑着问他下午过得是否开心——原来他们很早就是朋友。
竹恒明白宪兵军官问话的含义，回答说：“那两个娘们跟我们玩得很够劲，不过，我们可是付了钱的。我这话的意思你懂了吧？”
那母女俩收了竹恒的钱，就等于是卖淫，而对于妓女，竹恒他们怎样做都不算过分。竹恒的意思，宪兵军官当然明白。末了，竹恒下流地说：“那一老一小，味道很好，送上门的货，你们可不能不尝一尝哦。”
宪兵军官嘿嘿地笑了两声，放下话筒，然后对那位泪水未干的母亲说：“我们这里就有医生，现在就让他来给你们检查，请两位到屋里去。”
母女俩跟着宪兵军官走进与值班室相连的房间内。结果，两名宪兵轮奸了母亲，宪兵军官和翻译（也是日本人）则轮奸了已经不省人事的女孩。等他们发泄完兽欲之后，宪兵军官宣布了母女俩的罪名，说她们是“无照卖淫”，将她们在宪兵值班室里关了一夜，第二天将她们送进了“满洲国”监狱。
母女俩失踪一个多月后，那不幸的父亲才得悉妻女的下落。他被迫拿出500元，从监狱里将她们赎回。母女俩被放出之后，日本宪兵警告他说，若有一个字提到日军，就要把他枪毙。
至于竹恒喜次郎，仍然当着他的“咨议”，仍然唆使他的打手们毫无顾忌地于着绑架敲诈、奸淫妇女的罪恶勾当。
一些下层浪人花不起买“顾问”、“咨议”之类头衔的巨款，但他们出上三千两千，买一个“指导官”的缺，也照样可以为所欲为。
在当时，东北各县都有日本人充当指导官。所谓指导官，其实是日本军方的爪牙或密探。他们肩负着监视“满洲国”中国地方官吏的使命，因此他们虽然不过问地方上的具体政务，却掌握着一县文武官吏的生杀大权。这些官吏如果不向指导官进贡行贿，便寸步难行。如果谁得罪了指导官，便会有性命之虞。因为指导官向宪兵司令部报告一声，说他是共产党或反日分子，轻则锒铛入狱，被关上三年两载，重则被处以死刑。
这样的指导官，当然比什么地头蛇、贪官污吏都要可怕十分。
很多日本浪人还干着一种很吃香的行当：给日本宪兵当密探，监视中国百姓的活动。很多人因此“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日本浪人们除了可以当“顾问”、“指导官”，可以贩毒、走私、绑票、开设妓院、赌场外，还可以干一种很吃香的行当，那就是给日本宪兵当密探。这里所说的密探，与间谍有所不同，间谍的任务主要是刺探敌方情报，而密探的任务则是专门监视中国百姓的活动，从中发现“歹人”，然后向日本宪兵司令部或特务机关报告。
所谓“歹人”，便是指那些有反日言行的人。密探们每发现一个“歹人”，便可以从上司那里领取一笔赏金。
日本为了对“满洲国”加强控制，在东北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布置了无数的密探。密探为了向上司领取赏金，经常捕风捉影，任意乱报假情况，而中国百姓一旦得罪了他们，他们便“私仇公报”，捏造罪名，暗中告密。因此，死于密探之手的中国人不计其数，因说句话、写几行字而遭杀身之祸的例子不胜枚举。
吉林省四平市—个叫陈老三的老人，一天带着12岁的孙子上街办年货，孙子遇见他的一位同学，两个孩子便亲热地闲谈起来，对话完全是日语，连表情动作也像口本孩子。陈老三在一旁越看越生气，训斥两个孩子说：“你们这些东西，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不料，他那天真无邪的孙子却说：“中国人的不好，日本人的好。老师说，中国人是和猪一样蠢的东西。”老人愤怒地把孙子拉到路旁，边打边骂，叫他以后见了人不要再说鬼子话。
这时，恰好有一个浪人密探走过来，见陈老三在打骂孩子，便上前制止道：“大爷的火气咋这么大？孩子有啥错，对他好好说嘛。”
陈老三见他不仅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连衣着举动也完全像个中国人，便不加提防说：“不是我火气大，这些孩子都被日本人给教坏了。”
“怎么个坏法呢？”
陈老三把孩子刚才的表现和说过的话对浪人学说了一番，叹息道：“唉，照这么下去，孩子们别说自己的国家，连祖宗都不认了。日本人这一招，毒哇！”
浪人附和了两句，便转身离去，向在附近巡逻的宪兵报告了陈老三的言行。
几分钟后，陈老三便被两日本宪兵带走，作为反日思想犯押送到小丰满集中营。后来，陈老三被日本人几次严刑拷打，又被强迫服苦役，结果因身体受到摧残加上过度劳累，惨死在雪堆里。
辽宁省凤城九寨峪中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在办公室内贴了两张标语，一张的内容是：“青年人生当如流水，遇到障碍越过去。”另一张写的是：“青年如夜入深林，须左手提灯，右手提剑。”
一日，一个浪人密探推销日文课本来到九寨峪中学，看了标语后，夸赞说：“这两副标语写得好，体现了青年人的志向和气魄，书法也很不错，但不知是何人所写，我很想和他交个朋友。”
校长不知他心怀恶意，便告诉他是国语教师韩佐周所书，并介绍韩老师与他见面叙谈。他又当面将韩佐周奉承了一番。
不料，这个浪人回风城后，立即向日本宪兵告了密，第二天，韩佐周便被日本宪兵逮捕。
在监狱中，口本人硬说韩佐周是反日分子，并要他供出同党。多次对他使用酷刑，逼其招供。但韩佐周宁死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分子、有什么“同党”。后来日本人对他运用了一种叫作“灌凉水”的酷刑。
这是日本人用来逼问口供的许多酷刑中的一种。他们把犯人捆在一个特制的木凳上，凳子的一端，有一个槽，刚好可以放下-人头。犯人被脱光衣服，绑在凳子上，头部也用皮带勒住，使其无法转动。然后，打手便将犯人头部上方的水龙头打开，没有水龙头的，则用一把大铁壶往下灌凉水。另一名打手用一种特制的内有铅心的橡皮棒，在犯人肋骨上拼命抽打，使其因剧痛而张嘴喊叫。两三分钟之后，犯人便被凉水灌得背了气。当犯人昏死过去之后，打手们便用一根粗木棍，在他的腹部碾压，使凉水从口鼻中喷出来，人也因此渐渐苏醒。
韩佐周被灌了三次凉水，仍无任何供词。打手们便把他拉到井台旁，脱光他的衣服，将他按在石头地上灌凉水。当时正是隆冬季节，滴水成冰，结果韩老师被活活冻死在地上。接着，打手们又用铁铣往上起，他的背上又生生脱下一层皮来。
黑龙江省某县有位名叫王祖耀的大夫，曾被抗日义勇军请去治过病。义勇军将领因此送给他一张名片。后来，一个前来找他看病的浪人密探无意中发现了这张名片，随即报告日本宪兵司令部。王祖耀于是被日本宪兵以“勾结叛匪”罪逮捕。
日本宪兵将王大夫抓去后，把他的衣服脱光，塞在一个钉满铁钉的木箱里，放在街头强迫每个过路人推起来滚动三下。木箱每翻动一下，王大夫便在箱中发出惨叫，从木箱缝隙处渗出的鲜血，染红了街面，日本宪兵则在一旁拍手狂笑。
不到半天，王大夫便体无完肤，死在木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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