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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确定叶剑英为元帅在于他的特殊地位和资历，从北伐直到建国，他一直充当着“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的角色，除他之外再无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而在资历方面，他仅次于朱德和刘伯承。长征中他一度接替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解放战争中，他又任总参谋长。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两度立下大功。1927年7月他向贺龙、叶挺通报朱培德的动态而直接引发了南昌起义；1935年在茫茫无际的荒原草地上，他截获了张国焘向陈昌浩所发“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令”电报，及时报告中央。

从十大元帅的各人背景看，哪一个都动不得，从十大将中换谁上来都会引发新的不平衡。

再看看十大将的人选，职务的因素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粟裕，他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林彪。但他长期是以陈毅的副手身份指挥作战，而且他的资历只能够和罗荣桓相比。陈毅代表新四军和三野的元帅地位已定，粟裕只能任大将了。

徐海东，陕北红军方面的代表，红军长征时除了3个方面军外，还有一支独立长征的部队最先到达陕北，即红25军，徐海东是这支部队幸存的指挥者，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之后，徐海东任军团长。陕北方面的代表人物刘志丹阵亡，高岗自杀，徐海东理所当然成为代表人物。

黄克诚，第四野战军的代表。

陈赓，第二野战军的代表。

谭政，与罗荣桓的情况一致，是大将中政工方面的代表，同样意味着中国军队的特色。

肖劲光，第四野战军的又一代表，海军司令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

张云逸，除粟裕外第三野战军的又一代表，大将中他的年事最高，是惟一参加过护国讨袁的。百色起义时他任红7军军长，在邓小平离队后他率红7军艰苦转战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副总参谋长。抗战时期，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他任参谋长兼第二支队司令；陈毅任军长，他任副军长；华野成立，他又先后任过副司令兼参谋长。

罗瑞卿，华北野战军的代表。他当时的职务为公安军司令员兼公安部部长，毛泽东对他颇为赏识，是党内军内正在上升的人物，庐山会议后也正是他接任了黄克诚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的重要职务。

王树声，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曾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授衔时他的职务与陈赓相同，都是国防部副部长。

许光达，作为红二方面军在大将中的代表人物列名最后，授予许光达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在于，中国当时在借助苏联建立自己的装甲兵部队，为了对等谈判，中国的装甲兵司令应与苏军的军衔相同。这在各兵种的主官当中成了特例。

决定元帅和大将人选时，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想到的干扰因素，即国民党军队的“投共”将领。当时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廖运周等人都有军职，必须授衔。而比他们地位更高的国民党军将领如何安排？当时曾有动议授傅作义大将军衔，但比傅作义地位更高的程潜、龙云、卫立煌等人这时候都在人大国防委员会里。最后实在无法平衡，只好“一刀切”，这几位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均未授衔。

综合十元帅和十大将每个人的情况来看，授衔时多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既不是纯粹的“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党内军内多年来战争历程和人事变迁的综合平衡。从授衔时的历史环境来看，这20个人堪称是“最佳组合”。

经过一年多繁忙的工作，授予将级军衔人员的名单全部经军委审查批准了。1955年9月初，在罗荣桓主持下，军委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在会上，罗荣桓宣读了少将以上人员名单，赖传珠作了授衔准备工作的总结报告。

10名元帅依次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10名大将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800名，校级军官3.2万名，尉级军官49.8万名，准尉11.3万名。

毛听到有人为了争个军衔哭鼻子抹眼泪的，很不高兴，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回忆说，授衔的初步方案公布后，大多数人对此都表示认可。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对结果并不满意。有的人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不很舒服；有的人眼泪长流，两三天不吃饭；还有人跑到领导那里，说自己如何劳苦功高，点着名要高级军衔；更有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后，竟公开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毛泽东听到这些事，很不高兴，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朱德笑了笑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嘛！同一时间当兵，谁也没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刘少奇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决不可以放松。”当讨论到粟裕的军衔问题时，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很是感慨：“难得粟裕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辞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嘛！”周恩来也说：“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

对于给不给军衔、给怎样的军衔，不仅是粟裕，大多数将帅都没有过多计较，而是表现得十分豁达。

曾任八路军115师代师长兼政委、解放军四野第一政委、总政主任的罗荣桓，得知中央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说明自己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恳请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请求降衔说：“我们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曾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解放军兵团司令、装甲兵司令兼政委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提名为大将后，寝食不安，几经考虑，写了降衔申请：“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能心安神静吗？……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就是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公正，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军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拿到这封信后，激动极了。军委会议室里，他扬起信，走到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军委领导人面前：“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彭德怀插话说，这样的报告许光达连写了三次。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越说越激动，起身离开座位：“不简单啊。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他随即大步走到窗下，双手用力推开窗户，用带着浓浓湖南乡音的语调低吟：“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虽然在正式授衔时，许光达仍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中央军委在慎重考虑了他的意见后，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5级，他也因此成为当时惟一被定为行政5级的大将。

类似的让衔、请求降衔、不争衔的例子还有很多。

白志文，红军时期就是师长。被评定为少将后，有人建议他去争取一下。他却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

段苏权，红军时期黔东独立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授衔那天，他站在少将行列里。他的周围，是当年他亲自指挥的团长；前排的中将行列中，有几位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师长；再前排的上将行列中，则站着曾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有同事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他却淡淡一笑：“组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解放军兵团政委、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是主管这次评衔工作的，他也认真考虑着自己在评衔中的姿态——为了使评衔工作符合毛主席“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思想，做到公平合理，评出团结，鼓舞士气，便于工作，自己最好不要上将衔。于是他向罗荣桓主任写报告，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低授军衔。过了几天，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的名单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时，便把自己名字划去，改添到中将名单中。

彭德怀、罗荣桓多次找他谈话说：“授予你上将军衔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够资格的嘛！”另外也有些老同志劝他：“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徐立清陷入矛盾中。恰在这时，徐立清听到毛主席赞扬许光达让衔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觉得自己有了学习榜样，于是态度更加坚定。他又先后给毛主席、党中央连续写信，要求低授中将衔。周恩来总理又亲自做工作：你是完全符合上将军衔条件的，不要认为自己是主抓这项工作的，勉强低授。然而徐立清为使评衔工作顺利进行而让衔的决心，终于感动和说服了周总理。

曾任红军军团参谋长、解放军纵队司令、总参军训部副部长的孙毅，听说自己要被授予上将衔，顿时想到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心情昼夜不能平静，连忙向组织写信：“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我能活下来就比已死去的无数战友占了很大便宜，因此不敢再有任何非分之想。”最后还是毛主席拍板，授其中将军衔。

曾任红军军团长、八路军旅长的虎将徐海东等人，也曾要求降衔。

钟伟是少将军衔，但是在 毛泽东的过问下，对钟伟的使 用一直是按照中将甚至是上 将的标准定的 与让衔相反，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军衔被评低了。这也难怪，按照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3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4级，享受副总理待遇；大将以上可以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5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行政6级，享受部长待遇；少将行政7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而且，中将以上就是高级将领，可以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的确相差很多。于是，就有一些人出来反映自己的情况。

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王必成觉得自己的军衔低，便找到老领导谭震林，希望他能帮自己向上面反映一下。

王必成在红军时期是四方面军的干部，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30军89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是新四军第6师副师长，和上将刘震等人是平级，解放战争时是第7兵团副司令。

王近山是红4军出身，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32军93师师长，和陈赓是平级的，抗战时任太岳纵队副司令，解放战争时任二野3兵团副司令兼任12军军长和政委。

王必成因为是谭震林的老部下，就去找谭震林说。谭震林反映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必成知道以后，还专门找谭震林道歉。罗荣桓找了谭震林解释。谭震林丝毫不怪罪王必成。谭震林的很多部下都说，谭老板人很厉害，爱发脾气，但是对部下很体贴。历史上，因为涟水战役，王必成被谭震林一顿猛批，可是后来，谭震林发现是自己错怪了王必成，还给王必成道歉。这回还主动帮着王必成呼吁。

王近山也喊过几嗓子，被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就算了。

还有钟伟少将。他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提拔得很快，他是四野的12纵队司令，和黄永胜平级；后来担任四野49军军长，和梁兴初平级，怎么也该是中将，所以，他觉得低了，就骂了人，毛泽东都知道了。林彪气得把钟伟叫去批了一通。其实，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也是清楚的，所以，对钟伟的使用一直是按照中将甚至是上将的标准定的，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就是毛泽东点的名，也算是低衔高配的例子。

实事求是地讲，王近山、王必成等人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同让衔的人一样，他们也应受到人们的尊敬。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更是正确看待自己的军衔。

朱德被授予元帅军衔后对高级将领们说：“目前中国革命已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同志们，如果我们要问天下是谁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归在谁身上，那我就要说，这个天下是全党同志和群众一起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首先归在人民大众身上。”“人家把功劳归给我，我就把功劳往下推，我想你们也要这样推才好。”

彭德怀也多次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萧克的资历和职位足可以做大将，但却只被评为了上将。毛泽东为何不让他做大将？

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造就出入民军队众多开国将领。在这闪烁的将星群体中，萧克无疑是最具特色、最富有传奇经历的一位将军。在人民革命史、战争史、军事史乃至文化史上，创立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功勋。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最早率部踏上漫漫征途的就是萧克将军和他率领的战友们。1932年10月，年仅24岁的萧克已经担任湘赣红8军军长。

第五次反“围剿”，整个中央苏区全面失利，形势严峻。1934年7月23日，由湘赣红17师、18师以及16师合编而成的红6军团接中央军委命令，退出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进发，寻求与贺龙的红2军团联络，并建立新的根据地。红6军团是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担负开路任务的，是红军长征的先遣队。

8月7日，红6军团9000余人于下午3时由江西遂川横石悄然出发，踏上西征之途。途中四日四战，突破了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进至湖南桂东寨前圩。12日，在此召开誓师大会，正式宣布中央军委批准的编制序列及领导人员的任命。萧克任红6军团军团长兼17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委兼17师政委，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

10月1日，打了一路的红6军团进入贵州。面对延绵无尽的大山和陌生的道路以及敌军无休无止的追击，红6军团只能夜行晓宿，加上供给又严重不足，当时的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当时国民党也很清楚，红6军团一旦和贺龙领导的红2军团会合，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蒋介石尽一切可能调动各方面的军队对付红6军团，前堵后截，空中轰炸，两面夹击。红2、6军团之间会合的距离越近，敌人的包围堵截就越是疯狂。所以，红6军团进到贵州石阡地区的时候，也是战斗最激烈残酷的时候。面对敌人的围追拦截，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1934年10月24日，部队到达印江木黄，与贺龙、关向应等会师。红2、6军团的会师，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了极大的湘西攻势，有力地配合和掩护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在湘、鄂、川、黔地区，红2、6军团连克桃源、澧县，威震常德、岳阳，并在四省交界地区创建了红军长征途中惟一一块坚持了一年之久的红色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