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声华从共产党的甘泉县保安科中，拉出警卫班长张风彩作内奸，企图策划叛逃事件。保安处设计取得潘声华的书面证据后，召开全县自卫队和群众大会，当众公布罪证，搜查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又由边区政府批准，公开逮捕潘声华、马占海等特务分子。就是这样，国民党县长杨烈还是赖着不走。
1940年初，边区政府决定，将其“护送出境”。
富县国民党县长蒋龙涎暗中派人刺杀八路军炮兵营长匡裕民的案件，也由潜伏在保安队中的内线提供证据。边区政府正式批准逮捕凶手，解除保安队武装，国民党的县衙门立即瘫痪，共产党的“抗敌后援会”改为县政府，蒋龙涎也被“护送出境”。
有趣的是，国民党延安县政府被驱逐，前县长马豫章却留下升官，1943年当延安副市长，1944年当延安市长。
无论当国民政府的县长还是边区政府的市长，马豫章始终是共产党员！
到1941年春，国民党嵌入边区各地的党政军机构已经全部被驱逐出境。插在心头的钉子全部拔除，共产党这时才可以舒心通气地发号施令。
政权机关全部被驱逐出边区的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并非毫无立锥之地，共产党把邮政局和电信局给留卜．了。明知邮政局里面有中统特务，电信局里面有军统特务，共产党还是保留这两个局，因为人民生活需要。再加上公路交通未断，延安和西安之间始终有“三通”。
“三通”有利于人民来往，有利于经贸交往。担心“三通”的，只是保卫机构。
每天寄到延安的信件都能用麻袋装，有百姓的家信，有政府的公文，也有密写的文件。每天发到延安的电报，既有明码，也有密码。这些文电之中，当然也有日本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通讯。
为了侦控特务联络，保安处专门设立一个邮电检查所。最初的人马有所长陈石奇，成员高继铨、朱桂芳、雍晋炳、林松、李石生、秦平，勤务员白雪生等9人。
电报密码破译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邮电检查所只是将电文抄件送给军委二局处理。同时，军委二局也在电信局附近设有电台，监听无线电通讯。
信件检查工作量很大。延安来信遍及国内各地，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于日本的地区，甚至还有南洋等地的海外来信。大量信件是普通的家信，也有一些邮包之中夹有鸦片烟土，国民党驻延安机构发出的信件之中还有很多情报内容。
检查所对于沦陷区和海外信件逐件检查，对于国统区的来信是重点检查。可是，检查人员之中，除了所长陈石奇社会经验较多、朱桂芳是北师大学生以外，其他的人都很年轻，缺乏社会经验。
检查缺乏技术手段，只有碘酒和苏打水两种化学试剂。一孔窑洞里面，9个年轻人整日整夜地翻检大量信件。保卫部长布鲁不时上门辅导。
一次，布鲁检查邮包，还被里面的老鼠夹子夹了手。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检查所还是有所发现。
夹杂烟土的邮件，多是一些鸦片商人寄发，邮包外面标有暗记“戊己”。发现这种标记就查，大大加快检查进度。
最为惊心的发现是：寄给毛泽东秘书的信件之中夹有密写！
出身无锡民族资本家家庭的夏似萍、华明等姐弟三人一起来到延安，就读抗大。华明原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脑子很灵，听毛泽东讲课，能够即时全部记录下来。毕业后，华明被选调为毛泽东的秘书。
华明的父亲非常疼爱孩子，经常寄信到延安，检查站看到，信中内容都是商人口吻，起初并未引起注意。可是，有封信却写道：“你们太傻，被醋泡了，用碘酒一擦就行了。”这句莫名其妙的话提醒检查人员，用碘酒擦拭信件空白处，果然出现密写内容！
扩大检查，发现寄给华明姐弟的信件之中多有密写。检查站把密写内容抄下之后，把原信用苏打水还原，而后邮给收信人。华明与夏似萍大概都不知道家信有密写，回信也没有使用密写。
检查站分析无锡信件的密写内容，大都是关心孩子生活，还写了一些日军占领无锡之后的社会状况，并无特务活动迹象。但华明还是被调离毛泽东身边，到边区公路部门工作。
除了邮电检查以外，保安处还对国民党控制的邮政局、电信局展开内线侦察。
梁济父亲有个同学是邮政局最老的信差，工资比新来的局长还高。通过这个信差，邮政局长把梁济推荐给电信局长，电信局长测验梁济的毛笔字之后，就收下这个学生当事务主任，每月工资法币40元。
梁济从内部查清，延安邮政局的局长是中统特务，电信局存杭战爆发后借口军邮改组，局长等主要干部换成军统特务。
国民党控制的部门之中也不是铁板一块。邮政局中的一个年轻学员，就主动辞职去抗大上学。电信局中还有地下共产党员。国民党在上海有个国际电台，早已被共产党地下组织渗入。
杨联宗在国际电台工作时，由傅英豪秘密发展入党，后被调到延安电信局任报务主任，就与保安处接上关系，提供电信局内部人员的实情。原来，电信局初来延安的人员只有局长李钧一人是军统，其他人有的只是一般技术人员。
掌握实情后，保安处将李钧秘密逮捕，突击审讯，争取其为边保提供情报。又先后将业务员王乐、邮局王局长争取为内线。检查站的秦平秘密与内线接头，定期拿到电信局全部发报底稿的抄件，再交给破译部门。
这样，国民党留在延安的邮政局、电信局，非但没有为国民党完成情报据点的任务，反而成了共产党获取情报的渠道。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陕西调统室邮寄到边区的内部文件和特工文件，纷纷落入边保手中。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发回重庆的密电，也落入军委二局手中。
蒋介石下令秘裁宣侠父，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不料共产党很快就查清了真相对付国民党的特务破坏，延安的对策是以攻为守。
距离延安最近的大城市是西安。西安给延安把门，西安的八办就格外重要。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屈尊就任西安八办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是罗青长。罗青长于1938年底从中社部训练班毕业，党内职务是支部书记，负责情报、保卫工作，兼管安吴青训班。办事处处长周子健的夫人王平也是枣园三期毕业的，在八办管理保卫工作。八办驻有八路军一个排，排长张耀祠、班长古远兴，后来都成为中央警卫部队的首长。
罗青长在西安还有更深的隐蔽工作，担任吴德峰情报系统的副书记。吴德峰在西安的公开身份是长江日报记者，实际在西安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网，渗入国民党情报机关。邓宝珊的38军在西安的办事处杨主任是地下共产党员，给了罗青长一个中尉书记官的掩护身份。
安排罗青长到至关重要的西安负责情报工作，足见中社部对这个年轻人的信任。
罗青长作风细密，思维清晰，记忆力奇佳，正是一个搞情报的好材料。组织上对罗青长的关心，甚至到了帮他解决个人问题的程度。
罗青长本来有个恋人，也是机要人员，受命潜入敌区工作不幸牺牲。罗青长这次到西安工作，身边也需要有个女性作为掩护。对于这个很可能成为罗青长妻子的女性，李克农精挑细选，找了聪明俊秀的女机要员杜希健。两人同进同出，出没于西安城的大街小巷，边工作边恋爱，倒也其乐融融。
罗青长的西安生活又有极大压力——国民党特务时刻在威胁八办安全！
1938年7月31日，西安八办的少将代表宣侠父神秘失踪，不久，义有副官王克、押运员郭步海和四个看守火车站的人相继失踪。
侦破案件，保卫八办安全，成为罗青长肩上的重担。
西安八办的驻地七贤庄一号原是一座牙科医院。德国共产党员海伯特遭受法西斯迫害，来到中国创办了这所医院，又从这里转运国际友人捐助延安的医疗物资。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驻地就选在这个可靠的地方。
七贤庄一号，成了共产党在围统区的窗口，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心腹大患。陕西省调查专员、中统头子郭紫峻派秘书马濯江带领4个行动队员，轮流在八办门口盯梢，企图在来往人员中发现秘密组织成员。西安行营调查科长张毅夫也派出军统人员秘密监视。两个系统的国民党特务，监视西安八办的积极性之高，到了大争大吵的程度1
1939年，西安行营改为天水行营，设立特联汇报机构统管特务活动，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兼任特联汇报秘书处主任，乘机把监视八办的权力揽到一人手中。
监视组负责人常圣照是个“红帮山主”，拿着中统的介绍信件来到西安，却是一个老牌军统。常圣照接任后立即积极着手严加监视，在七贤庄八办大门外设立公开的岗亭监视出入人员；在七贤庄旁边的小学里堆土成山，哨亭高l叶5墙头可以看到七贤庄院里；在七贤庄对面的作秀女中墙后设立隐蔽的监视点，挖个小洞偷窥。
监视组共派9人，3人一组，每组配备2辆自行车，一组定点监视，两组出动跟踪。每个点都有电话，随时与特联汇报秘书处联系。每天晚上，监视组都向秘书处提供书面汇报。
一场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在七贤庄门外展开。
一天清晨，一辆自行车突然从七贤庄大门冲出，后座还带着什么东西。监视组的两个特务立即骑车跟踪。那八办的青年把车骑得飞快，进新城，到东大街，出东门，又回转火车站，绕过钟楼再出西门，又跑北大街、南大街，把西安全城转遍，也没见什么秘密联络，原来是带着特务遛弯儿！
盯梢是个苦差使，跟得紧了被发现，跟得远了被甩掉。七贤庄的人对西安街道越来越熟，特务的跟踪也越来越难。
这天大雨，小学的土墙塌了一段，墙后监视的特务就露脸了。对面八办的人笑喊：“辛苦了，过来坐坐？”
特务正在尴尬，对面又扔来香烟，气得常圣照把这个点儿撤了。
恼羞成怒，特联汇报秘书处索性布置西安警备司令部，以登记为名进入七贤庄检查。按照国共双方约定，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枪支、弹药都要上报，谷正鼎期望找到错处借机下手。
可是，罗青长精细布置，使得每次检查都人枪对数，就连子弹都一粒不多一粒不少。一次检查发现少了5粒手枪子弹，特务正要发作，却发现床铺上掉了一个弹夹，其中子弹恰是五发！
特联汇报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七贤庄里面有大功率电台，就以查户口为名进门搜查，可是总也查不出来。一天深夜，西安警察局长派侦缉队长带队突击检查，仍未发现电台。这个巧妙隐蔽的秘密电台，现在成了革命遗迹七贤庄的一个参观点。
八办也为延安采办物资，这本来是合法行为，但监视组还是秘密跟踪，甚至迫害与八办来往的商人。西北制药厂的制药师吴子实被秘密逮捕，关押三个月才释放。厂长薛道五不断接到恐吓信，威胁要绑架他的幼子。
罗青长不仅负有保护八办安全的重任，还要侦破八办的重大疑难案件——宣侠父失踪案。
吴德峰与罗青长在西安秘密活动，争取到西安警察局侦缉大队的内线。中统的侦缉队长师印三是陕北人，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脱党，此时又和罗青长取得联系。
罗青长要他在八办周围安排力量，表面监视，实际护卫。
师印三安排了几个侦察点，一个摆摊的陕北人何建台还是自己人。通过这个关系，终于弄清宣侠父事件的真相。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借机挤走东北军、西北军，西安军界成了蒋校长的黄埔系天下。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足黄埔一划的队长，带兵大将胡宗南、董钊等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为了在黄埔系中展开活动，中共特意将原黄埔一期的宣侠父调来西安工作。
蒋鼎文是宣侠父的诸暨老乡，深知此人的厉害，特意布置军统西北区区长严加注意。军统区长张严佛指令西安警察局一分局在八办门口专设一个西宰门派出所，要求所里每个警察都熟悉宣侠父的体形面容，随时监视记录宣侠父的行踪，但是绝不跟踪。跟踪的任务，则由警察分局长李翰廷直属的一个组负责，确保身份秘密，不使宣侠父发现。
张严佛还布置蒋鼎文身边的诸暨同乡一起注意宣侠父活动，还特别从西北军中找人注意宣侠父同杜斌丞、孙蔚如、赵寿山等人的来往。
参加过淞沪抗战的胡宗南，虽然被蒋介石调到后方围堵八路军，却还是有心准备投入抗日前线。听说老同学宣侠父参加过冯玉祥的古北口抗战，他特意请宣侠父介绍抗日经验。共产党方面正把胡宗南作为争取对象，乘机把宣侠父调到西安，专门做国民党军方工作。胡宗南请宣侠父编写抗日游击教材，制定抗日作战方案，两人私交越来越多。
这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警惕，
蒋介石向来视黄埔生为第一嫡系，本想争取宣侠父为我所用，反而被宣侠父乘机利用，出现失去胡宗南的危险！宁冒破坏国共合作的风险，蒋介石也却决不容他人染指自己的枪杆子。蒋介石密电蒋鼎文：秘裁宣侠父！
蒋鼎文接到蒋介石密电，立即给军统西北区下了亲笔手令。宣侠父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军统接到暗杀任务也是慎之又慎。第四科科长徐一觉和行动股长丁敏之与警察局长李翰廷反复商议，决定乘夜黑动手，将尸体放入枯井埋藏。
怎么将宣侠父从七贤庄调出，又要由蒋鼎文出面。
1938年7月31日晚间，蒋鼎文电话邀请宣侠父过府交谈，一直谈到深夜一点才放宣侠父出门。宣侠父骑车返回七贤庄，路上，特务早已埋伏停当。两个特务骑车在宣侠父身后跟踪，徐一觉、李翰廷带李良俊等乘小汽车中途拦截，待到宣侠父骑车过来，前后特务一齐动手，徐一觉、李翰廷两人一齐卡住宣侠父喉咙！
宣侠父怒斥：“你们绑人呢！”特务立即用棉花堵口，用绳索套颈，徐一觉、李翰廷两边狠拉，宣侠父立时毙命。特务将尸体运到西安城墙东南角下马陵，扔到早已选好的一个枯井之中，倒土掩埋。
第二天，徐一觉向蒋鼎文报告，蒋鼎文发下奖金两千元，徐一觉自己留下一半，其余的分给参与行动的十几个特务。
宣侠父失踪，西安八办就找国民党方面要人。可是，到处推说不知，胡宗南更是赌咒发誓说自己不知道。西安八办多次找天水行营向蒋鼎文要人，延安的中共中央还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人，国民党方面还是一直推托。
蒋鼎文担心宣侠父的尸体埋在城里被发现，又布置张严佛转移。军统又在深夜将宣侠父的尸体挖出，通过城墙中挖穿的防空洞，秘密运到城外，在荒地埋葬。
军统内部奖金分赃不匀，发牢骚讲怪话，被罗青长的情报关系师印三听到了。罗青长查明案情，立即报告中央。
侦破宣侠父被害案有功，1941年罗青长被调回延安，任中社部一室指导科科长。罗青长从此进入中共情报机关的核心部门，联系指导全党各情报系统，全面掌握对敌情报斗争。
作为共产党在西安的公开机构，八办已被国民党严密监视，共产党不得不多备一手，八办的运输主任王超北奉命筹建秘密电台。
王超北是陕西当地人，曾在国民军任师党代表，在西北军中有很多关系。西安城里的“止园”，原来是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杨虎城出国后，西安行营主任熊斌占据前院，后院则由杨虎城的副官白俊生看管。白俊生与王超北的情报人员秦治安变好，王超北就利用这个关系，把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建到国民党行营主任的后院。
王超北这条线，后来发展成为直属中央情报部的“西安情报处”，深入西安国民党特务组织获取情报。这个秘密电台在西安前后迁址八次，始终保持与延安的秘密电讯联络。西安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延安。
1940年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出现对峙局面，蒋介石又开始琢磨共产党。7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领导。10月，国民党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并从50万人缩编到10万人。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发动皖南事变，伏击新四军，蒋介石发布取缔新四军的命令。
第二次反共高潮骤起！洛川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就在共产党家门口召开祝捷大会。关中南面的国民党部队也两次发起进攻，抢占富县的姚渠等地。
皖南事变之前，共产党采取顾全大局妥协退让的方针，在江南撤出部分阵地，同时加强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挤压国民党政权；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名正言顺地猛烈反攻，在国内外掀起谴责国民党的抗议活动，同时在陕甘宁边区全部驱逐国民党政权。
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国民党的反共磨擦行为：“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而共产党的对抗手段，也是武装斗争与特工斗争相结合。
抗日战争初期，面对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共产党以隐蔽斗争配合政治斗争，不仅取得统一边区政权的重大成果，而且获得开展隐蔽工作的珍贵经验。以攻为守取得成效，此后，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就更加主动、更加积极，逐步转为进攻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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