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医院的女护士遭到奸杀抛尸，刘伯承的幼女被人掐死并割去了器官，惨不忍睹……
建设根据地同打仗有所不同。打仗，目标是摧毁敌人的政权：建设根据地，目标却是搞好自己的政权。中共控制陕甘宁这一大块地盘，当先要务自然足建立政权。可是，陕甘宁边区，却出现“双重政权”的怪事。
国民党控制着中国的中央政权，因而有权任命全国各地的地方政权。中共中央到达之前，陕北红军已经打出一片根据地，但国民党中央政府始终不予承认。
抗日战争兴起，国共实现合作，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国民党为陕甘宁边区划定23个县的范围。共产党理所当然地提出边区各级政府应由共产党方面任用，但蒋介石却寸权不让，坚持地方政府仍由中央政府任命。久争不下，共产党索性边斩边奏，自行任命边区各级政府。国民党不得不接受边区政府存在的既成事实，同时又以陕西省政府名义，直接任命各县政府。
这样，在陕甘宁边区新扩展的地盘上，以前就有的国民党政权赖着不走；在陕甘宁苏区原有的地盘上，国民党也借口统一领导重新派进自己的官员。于是，边区各县都出现了“双重政权”。
延安，设有共产党的“延安县政府”。国民党那边，又任命一个“肤施县政府”。
陇东、绥德等地，本来设有国民党的地区专署、县政府，划为八路军的补充区以后，共产党也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设立了自己的专署、县政权。
内战时期虽然也有双重政权的情况，但那时双方阵线分明，不共戴天。国共合作时期的双重政权，却是共处一地，权限交叉，实在是边区政治的极大隐患。
蒋介石向来是个纵横捭阖的人物。1938年初刚刚达成国共合作，年底蒋介石的心思就变了。
这一年，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连下武汉、广州，打通中国南北中线。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越南河内发出公开电，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于劣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退往大西南的重庆，远离战地。曰军也要消化战果，修整部队。
于是，战况出现喘息之机。回顾一年形势，蒋介石认为，“目前急患不在敌寇”，“共产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限制异党活动”，确定政治溶共的方针。
延安的毛泽东敏锐判断：国民党的新动向是对外妥协、对内磨擦。
1939年，“磨擦”行为在各地不断出现。
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乘晋察冀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之机，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在深县杀害八路军官兵400多人。第27集团军杨森部，出兵包围湖南平江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
8月1日，延安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中共中央发出反磨擦斗争的号召。毛泽东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刘伯承奉命率部歼灭张荫梧所部4500多人。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蒋介石见机起意，召开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以军事反共方针代替以前的政治溶共方针。
国民党方面图谋的重点，当然是中共中央驻地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位于边区南部，像一只拳头伸向国民党统治的西安地区，胡宗南将其视为威胁西安的腹心之患，称为“囊形地带”。胡宗南早想把共产党的这个拳头切断，在囊形地带三面设置20万重兵，随时可以动刀。
共产党在关中的驻军，只有3个保安独立营。1939年初，八路军荣校（残伤军入学校）从前方转移到关中地区旬邑县城外，一个给养员采买时被国民党保安队暗杀。
荣校学员进城抗议，国民党县长张中堂竟然调集保安队镇压，当场打死残废军人9名。随后，国民党方面又调集部队围攻，共产党部队驻守县城的保安独立1营和荣校一个排抗击7天8夜，被迫撤出，掉队的17名重残人员全部被杀害！
年底，胡宗南所部脱掉军装，化装成地方保安团，突袭关中分区驻地马栏镇，企图砍断囊形地带。边保提前获得情报，关中分区的独立3营和警备8团成功实施店头镇突围，又经过井村、转角镇等战斗，消灭国民党旬邑县保安团长郭相堂和淳化县保安大队长李养之千余人，胜利收复马栏镇。
淳化县城呈现两军并治的奇特局面，国民党守北关，共产党守南关，地势较高的北关经常向南关扔石头挑衅，两关经常互相摸哨、打冷枪。
1940年3月，胡宗南突然调动一个师围攻保安独立2营，打了两天，2营被迫撤出，淳化全部落入国民党手中。
驻扎洛川的国民党骑兵2师，也进占边区村镇，威逼富县，距离延安只有百余里。边区东边的陇东分区频频告急。
1939年4月，国民党方面的西峰公署扣押共产党人员10名，共产党方面的385旅也扣押国民党区长以示警告。双方不断扣人报复，国民党165师出动，围困镇原县城。
不久，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胁迫共产党驻军撤出，共产党方面的2营不予置理，方振武就调集部队进攻。激战两天，2营将方振武包围在城中的一幢楼内，国民党将2营包围在宁县城内，双方相持不下。
这时，八路军3个师已经调往抗日前线，留守兵团只有15000人。毛泽东一方面调集身边的少量部队迎战，一方面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交涉。国民党却乘机以优势兵力大举进攻，连续侵占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等5座县城和6区43乡。
国民党搞磨擦危害抗日大局，往往是中央装作不知，由地方政府出面。这样，作战双方的部队常常都是保安团队。
边区各地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保安团队，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心腹之患。
尽管中社部和边保在延安设置了重重防线，但毛泽东并不安全。
一次，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散会后，毛泽东和王明乘坐一辆汽车回家，车上居然混入一个国民党特务。这个特务盯梢毛泽东一直跟到王明住处。正当特务手持匕首企图行凶之时，王明的警卫员将其逮捕。
还有一次，就在保安处的门口，就有特务向路过的毛泽东投掷手榴弹。
日军飞机轰炸延安时，土地庙的围墙上发现一块五尺长的白色绸带。这种绸子在延安很少见到，却出现在醒目的位置，很可能是特务为敌机铺设的信号。
延安内外人心不稳。有一阵，大批群众突然涌到寺庙进香。保安处调查了解，原来到处正在传播一个谣言，说是有一对男女在寺庙的供桌上行房，身体就长到一起不能分开，吓得群众都到寺庙中消灾。中央立即组织学者四处宣讲科学，还请外国医生讲解医学知识。
就是防卫严密的内部单位，也不时有重大案件发生。
延安中央医院一个女护士失踪，后来发现是被奸杀抛尸。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的幼女在中央保育院托养，被凶手扼死，还残忍地割去器官！这两起严重案件，都怀疑有政治背景，但一直没能破案。
嵌入边区各地的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就像一根根钉子，钉在陕甘宁边区的四肢和心脏。有的在基层秘密建立保甲组织，有的发展地下党员小组，有的操纵当地土匪。
富县驻有八路军一个炮兵营，国民党县长蒋龙涎暗中派人刺杀营长匡裕民。就在八路军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夜里，凶手潜入匡裕民的窑洞，误以为警卫员是匡裕民，连刺十几刀！
利用政权的合法身份，国民党特务在边区活动相当方便。保安处七里铺情报训练班二期学员中有个紫军，嫌训练班生活艰苦，私自跑到延安邮局给家里发电报。
邮局里的国民党特务发现线索，以帮助回家为诱饵，引诱紫军提供训练班的情况，又威胁紫军做特务。国民党在边区的公开机构中都藏有中统、军统的特务，利用一切机会策反共产党人员。延安的邮政局、电讯局，还成为国民党特务通讯联络的畅通渠道。
国民党政权公开捣乱，日本特工也乘机活动。边区农村出现秘密组织“黑军”，城镇也有“天星党”，秘密为日军收集情报，发展汉奸组织。
“双重政权”严重干扰边区施政，“第二武装”威胁边区安全。已经进入成熟时期的共产党，在政权问题、武装问题上不再幼稚，再加上已经执掌边区的实际权力，就开始以攻为守。
先是控制边区内部的“第二武装”，夺走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刀把子。
1937年11月，边区政府发布通令，明确延长、延川、延安、富县、甘泉、安定、安塞、保安等8县已由国民政府军政部划为八路军的补充区，规定上述8县的保安队严禁调往它处。这就限制了国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在边区内部的活动。
1939年1月，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发布联合公告，将保安部队与地方武装统归边区保安司令部节制，对于公开或秘密编组保甲、组织非法团体、擅立捐税、擅捕边区人民、假借名义检查行旅、进行破坏宣传者，以汉奸论罪。
七项规定，全是没有点名地针对国民党政权的地方武装。
“双重政权”的解决难度就大些。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在国内名声很臭，共产党出手整顿保安队正得民心。如何对国民党的地方政权F手，就有个合法性的问题。
“东方福尔摩斯”一招偷梁换柱，就把国民党方面掌握的资料都套了出来
边保对于边区内部的国民党政权早已手痒，保卫部部长布鲁更是整日琢磨制胜手段。
布鲁乃是边保一位奇人。延安的情报、保卫界有三大侦察专才，中社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总政锄奸部侦察科长钱益民，还有一个就是边保保卫部长布鲁。
布鲁长期负责侦察情报工作，破获诸多疑难案件，人称“东方福尔摩斯”。这称呼内含褒贬，布鲁却不予置评，淡然一笑。细心人发现，布鲁的笔记本扉页写着两句话：“高空雁，海底鱼，高可射，深可钓。”
1939年春节，布鲁得到一个消息：国民党中统将派特工到延安活动，此人的掩护身份是记者！送上门来了？布鲁立即布置各检查站严加盘查。
不久，富县检查站送来一位从洛川过来的中央日报记者。秘密突击审讯，此人交待，此行任务是到边区各县巡视，向县党部传达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反共方针，布置中统特务在胡宗南军事进攻沩区时里应外合。
审讯至此，可以说已经破案。
按照当时党的锄奸政策，对于日探、奸细，从严惩处。对于国民党特务，如无重大破坏活动，一般采取教育释放、驱逐出境的做法。对于个别人则争取“反用”。这个记者特务30岁左右，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到中统已有6年，审讯中言词谨慎，应对稳重，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
反用没有把握，释放又可惜，反复斟酌，布鲁想出一个奇计。
第二天晚上，国民党肤施县党部来了一个神秘客人。
堂堂县党部，也就是延安南门外山坡上的一个窑洞院落。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弄得国民党机关也不敢摆排场了。
暗夜里，院l´ J轻轻敲响，看门老头一见来人装束，就知道是县党部刘书记长等待的客人，急忙请进。
警惕性颇高的刘书记长仔细观察来人，只见他皮夹克、呢大衣，举止落落大方，黑皮鞋、金丝镜，透出儒雅之气，怎么看都不是土里土气的共产党人。
来人沉着地掏出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证，对上中统的秘密联络暗号，刘书记长不禁欣喜：“西安早有电报来，我们等你几天了！”
来人四望，只见屋内十分凌乱，中央放着一个火盆，火上煮的一锅大枣散发着香味。在火盆旁落座后，来人大气地说：“你们生活太辛苦，连电灯都没有。”
刘书记长关切地问：“按照西安电报，你前天就该到了，我以为你出事了呢。”
来人平静地说：“共产党盘查得很紧，但是也不敢把我这个记者怎么样。他们还把我安排在边区政府住宿，整天盯我的梢，今天晚上我才找到机会来看你们。今晚还不敢多待，回去晚了怕他们怀疑。”
见上级时间匆忙，刘书记长忙说：“是是！请指示！”
来人传达国民党五中全会精神，其实这些内容刘书记长已经从公开报纸上看到了。来人特别神秘地说：“这个决议遭到党内外一些人的反对。”
刘书记长说：“延安这里，共产党也整天喊反对倒退、反对投降、反对分裂，我们县党部压力很大，活动很不方便。”
来人有些不悦：“看来你们留在这里没有什么必要了？”
刘书记长苦笑：“虽然活动有限，但是我们能够留在延安，就有作用。他们总是麻烦，有些青年人来了延安又怕苦，偷偷找我们联系回家！”
来人也有兴趣：“你们没有从中发展什么人？”
刘书记长找出一份文件交给来人：“我们写了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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