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人又问：“你们在延安有没有建立情报据点？”
刘书记长为难地说：“我们身份公开，共产党盯得很紧。不过，我们还是在桥儿沟有个包子铺，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老到那里买包子，从闲谈中能够拿到一些情报。”
来人关切地问：“你们在这里有没有什么困难，经费够不够？”
刘书记长感动地说：“谢谢上峰关心，我们的薪水都能按时收到，就是还要换成边币才能用。共产党都吃小米，我们还能吃-卜白面馍！”
来人笑道：“看来共产党还是讲信用，没有为难你们。”
刘书记长说：“生活上还不整我们，就是工作开展不起来，我们也不安心。”
来人问：“如果国军进攻，你们如何策应？”
刘书记长积极地说：“我们当向导不成问题。”又急忙摊开一张地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住在枣园，朱德和八路军总部住在王家坪，特务机关在城里，边区政府就在我们这个山头上。”
来人似乎不愿再听，看看怀表，站起身来。
刘书记长与众人一齐起身，恭敬地说：“感谢特派员冒着危险来看望我们，我们的处境特派员也看到了，请向上级报告，我们期望国军早日收复延安！”
来人匆匆离去。刘书记长谨慎地观望，只见远山窑洞灯火点点，没人注意。能够在共产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中，把机密情报送到中统特派员手中，刘书记长十分欣慰。
刘书记长不知，这位“中统特派员”出了国民党党部，进了延安南门，却走入共产党的保安处大院！
原来，布鲁向周兴建议，采用“偷梁换柱”之计，由保安处派人化装成中统巡视员，骗取国民党情报。周兴同意这个建议，但是替代人选却是难题。边保的侦察干部大多来自红区，对于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内部情况不大熟悉，再加上这个国民党特务文化层次较高，更是难以模仿。
思来想去，只有布鲁本人最为合适。可是，布鲁在延安也是一个活动频繁的人物，又是独臂，能掩饰过去吗？
布鲁，原名陈泊，出生海南岛琼海县渔民家庭。布鲁少年时期就到海口市的修理工厂当学徒，可以说是产业工人出身。1926年5月1日，布鲁在工人夜校由琼崖总工会负责人黎竞民介绍加入中共。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这个工厂的党员集体被捕，释放后都被遣散回家。布鲁在家乡参加琼海工农红军，攻打博鳌失败，遭到国民党血腥镇压，姐姐妹妹被捕，布鲁也流亡海外。
海南人自古移居南洋各地，布鲁的三舅在印尼的苏门答腊有个中餐馆，收留了布鲁，还供布鲁就读华侨中学。布鲁在这里又联络几个从海南逃来的党员，自行成立秘密党组织，在码头工人中开展活动。
1928年，布鲁等人与新加坡共产党取得联系，成立巨港特支，负责联络当地三大工会，筹备成立巨港总工会。总工会发动工人捐款，支援新加坡鞋业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
1930年，新加坡共产党临委改组为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布鲁任中央执行委员，化名“布鲁”，就是马来语“螺丝钉”的发音。
布鲁在马共中央的民族委员会工作，负责新加坡与马来亚总工会纠察总队。纠察总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罢工，打击工贼。每逢罢工游行集会，布鲁都率领工人纠察队保护主席团，抢救被捕工友。
那时，南洋各地的斗争十分尖锐，政府派遣的暗探经常搜捕共产党人，国内流亡人士中也混有国民党民团头子。布鲁又在纠察队员中挑选可靠同志，组成秘密特别队，执行特殊任务。
1931年，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叛变，带领英国当局逮捕了上百同志。地下党企图除掉这个叛徒，但是，李锦标出行总是与英国当局的政治侦探长同行，地下党三次刺杀都未成功。艰险的任务最后交给布鲁。
行动前夜，布鲁把炸弹运到小世界咖哩巷的咖啡馆楼上，正在检查炸弹，突然有人敲门，布鲁一回头，不小心碰掉炸弹，当场爆炸！爆炸声惊动警方，血淋淋的布鲁被送到医院，《星洲日报》还刊登了现场照片。
昏迷的布鲁在医院被割掉受伤的左手，伤势稍愈就被送到监狱关押。审讯中，机智的布鲁见敌人没有证据，就一口咬定是外面扔进来的炸弹炸伤自己，反而要求政府追查凶手。这样，案件不了了之，布鲁被判处“当庭释放，候轮驱逐出境”。
布鲁和一批被驱逐回国的同志乘船经过香港回到祖国大陆，在厦门接上组织关系。不久厦门市委书记被捕，布鲁又转往上海。布鲁在上海被分配在海员总工会工作，后来又到江苏省委、全国总工会、上海工联工作。
1936年12月，全国总工会调布鲁到延安工作。途经西安正好赶上西安事变，布鲁就留在陕西省委工作，1937年2月又到达延安，先是在抗大学习，不久调到保安处，在保卫部任组长、科长、部长。
见过世面的布鲁，思路开阔，行动大胆，主动向周兴自荐，由自己化装成中统特派员到国民党的县党部侦察。周兴同意这个大胆的计划，于是，就有了布鲁的国民党肤施县县党部之行。
边保的保卫部长布鲁成了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却也风度翩翩。那单手使用打火机的功夫十分帅气，更使党部刘书记长相信这个特派员是个大地方来的人。
“特派员”的足迹遍及边区各县。随行秘书一口广西口音，一点儿不像陕北当地人士，原来是边保侦察员邹优瑜。这一对走了延长，走了延川，每到一处，国民党县党部都恭恭敬敬汇报，奉上特工报告。
布鲁拿到的证据表明：国民党驻边区各县的县党部都在对共产党使用特务手段！拿到对手违背国共合作的把柄，共产党开展斗争就有理有据。
可是，布鲁的行动大胆奇特，也引起内部同事的疑虑。
中社部部长康生得知此事，把布鲁叫去狠批一顿：“你这是战术胜利，战略失败！国共合作时期，你对友党搞化装侦察，不考虑政治影响？”
康老板批评得是否正确，保安处的干部也是各有看法。
钉在边区心脏的国民党肤施县政府，其县长的真实身份是中国地下党员
延安的双重政权其实也不奇怪，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些人物早就有双重身份。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不少地方的国民党党部还是由共产党员创建的。后来国共分裂，有些共产党员背叛组织投向有权有势的国民党，也有些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中秘密为共产党服务。
陕西省政府派驻边区的国民党县长们也是身份复杂，既有共产党的叛徒，也有潜入国民党组织的地下共产党员。
钉在边区心脏延安的国民党政权，叫做肤施县政府，县长马豫章与县党部书记长高仲谦都是中统要员。中共于1937年1月进驻延安，街头的布告全是马豫章县长签署。
马豫章县长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
肤施县处于红区腹地，国民党选任县长时谁也不敢去。马豫章属于陕西省政府地下共产党员杜斌丞的关系，此时就主动报名，来到延安就职。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马豫章秘密与边保接上关系。
周兴对这个重要内线极其保密，一直由自己单线掌握，别说国民党不知，就连延安的保卫干部也不知这个国民党县长原来是自己人。
肤施县政府并非空架子，马豫章手下还有一支武装——县保安大队。这支国民党武装就驻扎在共产党的首府，时刻威胁党中央的安全。马豫章如果不能控制这支武装，在县衙门里面也是孤掌难鸣。周兴又设计为马豫章发展关系。这肤施县保安大队的副大队长崔翼，原来也是共产党员，因为工作调动失掉组织关系，现在政治态度不明。
延安城里，崔翼租住的院落里添了一个邻居老杜。崔翼在延安人地两生，遇到一个性情随和的邻居，很快和老杜交上朋友。一来二去，两人都探明对方的实情，这老杜原来是边保副处长杜理卿！
杜理卿为崔翼恢复组织关系，又让崔翼把保安团的一个排长安插进保安大队任职，负责保卫马豫章的安全。
对付肤施县党部书记长高仲谦这个中统特务，边保特意安排一个勤务员马英海。这马英海年纪虽小，却是红26军少年先锋连的战士，经过边保十里铺便衣训练班的培训。马英海的任务还有收集破纸卖废品，这样边保就可以从废纸中收集肤施县党部的情报。
没想到，高仲谦对这个没有文化的陕北小伙儿也感兴趣，要发展马英海为中统的情报关系。于是，少年马英海就成了双重特务，在国共双方都合法。马英海在延安和西安之间跑交通，把高仲谦在延安搞到的情报都交给共产党的保安处审查，筛选之后送到西安中统。
县长是共产党员，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是共产党员，县党部交通是共产党员，国民党的肤施县政权实际控制在共产党掌中。
延安周围，边区境内还有几个专区，其中绥德的情况最为复杂。
绥德地区的米脂、吴堡、安定、清涧、延川、延长等县，本来就是陕北苏区的地盘，1936年红军东征，国民党趁机侵占这些地方，国共合作之后，这些地方又划归陕甘宁边区。还有几个县虽然原来不是苏区，但由西北军、东北军移交给红军，属于八路军的征募区。
八路军在绥德驻扎3个团，与山西日军隔黄河对峙。共产党的绥德特委，就隐藏在司令部秘书处，以公开组织“抗敌后援会”的名义活动。绥德各县都有共产党组织的抗敌后援会，会长形同县长，与国民党任命的县长分庭抗礼。
国民党也十分重视绥德地区，特任何绍南为“行政督察专员”。这何绍南向来是反共专家，到任就积极争权。绥德的抗敌后援会本由共产党创建，出于团结抗日考虑，将会长让给何绍南，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陈奇涵任副会长。
可何绍南并不安于虚位，千方百计夺取实权，以“确保地方治安”为由，调柬保安队400多人，又在当地收编土匪流氓，合编成5个保安队，分驻绥德地区各县，这样，绥德地区又有了何绍南的第二武装。
何绍南大搞“磨擦”，1939年5月授意安定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杨家园子，打死八路军官兵数十人：9月面谕吴堡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暗杀八路军副营长尹才生；10月指令清涧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冒充八路军私贩烟土。
绥德军民对何绍南恨之入骨，陕甘宁边区称之为“磨擦专员”。何绍南去西安开会路过延安，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登门问罪，警告何绍南：八路军以抗日大局为重，但也决不是软弱可欺，如果你再这样扰乱后方，破坏团结，我们就不客气了！
肖劲光又带何绍南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更不客气，指着何绍南的鼻子骂他是“磨擦专家”！
挨骂归挨骂，何绍南回到绥德还是照样磨擦。八路军驻扎绥德的兵力有限，一时奈何他不得。
不久，八路军359旅奉命开赴绥德。359旅是主力部队，旅长王震是赫赫有名的战将，王震立马绥德，兼任绥德警备司令，共产党方面立即实力大振。国民党方面，则叫唤王震是“越境将军”。
“越境将军”斗“磨擦专家”，且看谁家得胜。
常人不会注意，工震手下还有两个年轻的联络参谋。
为了丌展双重政权地区的情报工作，保安处委派的情报干部一般都掩护在驻军之中。最早有驻洛川的叶运高，还有驻绥德的刘子义、叶荫农。1938年8月，李启明带陆伦章（柳风）来到绥德工作。
初学情报的李启明，一卜被推到独当一面的位置。七里铺一期训练班还没仃结业，李启明就被派到瓦窑堡，不久又到绥德，公开身份是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部的联络参谋。国民党搞情报常用金钱收买，李启明手中可没有钱，想起以前在白区发展地下组织的经验，决定从团结进步青年入手。
绥德的“抗敌书店”本是情报据点，陆伦章就在这里当店员，专门介绍进步书籍，吸引进步青年聚集。来这里看书的人有好有坏，有的表面进步，实际生活乌七八糟。李启明到这里物色对象，最感兴趣的是坚决抗日并同情共产党的青年人。
不久，李启明发现，有两个山东青年正派直率，不像其他国民党员那样追逐声色。一个叫鲁南，是国民党绥德保安司令部．卜尉书记，一个叫龚震，是绥德专署的准尉传达长。鲁南稳重，龚震乐天，两人与李启明成了朋友。大家都是年轻人，常常一起弹琴鼓瑟，李启明唱京戏，那两个就唱吕剧。
初步交往消除隔阂，李启明开始对他们讲些共产党的抗日方针。鲁南和龚震早就不满国民党的腐败，饮佩共产党坚决抗口，于是也向李启明介绍国民党内部情况。开始，这二人还不知道这就是向共产党提供情报。待到与李启明交情渐深，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两人就无话不说，直至接受李启明交待的情报收集任务。
后来，李启明又发展保7团少校团副张振声。革命烈士后裔慕青在绥德国民党党部工作，也主动找李启明送情报。
不久，李启明又意外地见到七里铺一期的同学毛培春。1938年9月问，训练班尚未结业，毛培春就接受秘密任务，投入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在政治部文工团任职。日军侵占山西，毛培春义随同政治部撤到绥德，这个政治部的主任又由何绍南兼任。
这样，李启明在绥德建立的情报组，打入国民党的保安司令部、专署和政治部，给何绍南罩上个大网！
通过这个情报网，李启明掌握何绍南贪污赈灾款10多万元的证据。有了这些证据，王震在绥德召集万人大会，公开声讨何绍南！
何绍南在绥德名誉扫地，不得不于1940年2月灰溜溜地逃往西安。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又联名致电蒋介石等，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为绥德专员。
11月，彭德怀路经西安，看望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彭德怀说：“制造磨擦的顽固分子比汪精卫还坏！”碰到何绍南，彭德怀当面痛斥：“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在陕北干尽了坏事！”
临行，彭德怀义警告何绍南：“再回陕北，老百姓抓了你公审！”
两个月后，何绍南又秘密潜回绥德，煽动保安队哗变。王震公开通缉，吓得何绍南逃出陕北，再也不敢刚来。
寄给毛泽东秘书的信件之中竟然夹有密写，这个发现让保安队大惊失色
1940年元旦，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赵思忠，率部侵入环县洪德区，抢占三个乡，抓获保安处干部送到马鸿逵那里。
这赵思忠绰号“赵老五”，是陇东著名惯匪，义被国民党收编。赵老五残忍凶狠，在边区烧杀抢掠，用绳索穿过教师王右的双手打马拖跑，活活把这个教师拖死。
袭扰乡村之后，赵老五又率队攻打县城。环县县城只有保安队一个连，战士大多没有作战经验。赵老五很快打进县城．围困保安科驻地。保安队指导员涂占奎在陕北红军就是个敢战角色，向保安科长表示：“部队足人带的，人带是人，狗带是狗！”
保安科长在前头抵抗，涂占奎带人悄悄绕到城背后抄敌人后路。赵老五正在骑马奔驰指挥，保安科一个干部甩手一枪把马打倒。这时，涂占奎又从背后开枪。
土匪狼狈撤退，涂占奎又带队追击，土匪扔手榴弹阻挡，涂占奎对战士喊：“手榴弹炸不死人！”大家迎着硝烟冲卜去，一气追了50里。
陇东分区又调派警备2团进剿，歼灭国民党保安团队300多人。赵老五逃到天水铺南窟，躲在山崖间的一个洞里。2团将其包围，但是无法攻打。
一个长征过来的神炮手，把自己吊在崖上打炮，一炮轰到碉堡上。赵老五见守不住，半夜逃跑，仅仅带走12人。
政治斗争已经发展为军事斗争，没有继续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共产党决心结束边区的双重政权现象，赶走这专事磨擦的县太爷！
1940年2月，毛泽东亲笔拟稿，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的名义，致电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日．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磨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军民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主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
见毛泽东先礼后兵，程潜回电，同意边区各县县长由边区政府委派。
尽管共产党已经开始任命自己的政权，但是，各地的国民党官员还是赖着不走。武力夺权最为简单，可是将会遗人口实，好像共产党闹不合作。擅长群众斗争的共产党，发动群众起来驱逐国民党官员。发动群众的要件是揭露国民党的罪行，这时，通过隐蔽斗争掌握罪证，就成了关键手段。
甘泉县位于延安正南，这里的国民党县长杨烈十分顽固。保安处在甘泉小学发展情报关系石志文，石志文担任校长后，设法取得特务教师马占海的信任，又通过马占海得知，国民党驻甘泉的特务头子是县政府科长潘声华和省里派来办义务教育的杨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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