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当斯诺和马海德访问红十五军司令员徐海东时，黄镇正是那个军团的宣传部长，他负责接待斯诺，与他有过多次交往。黄镇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多次将侨居在瑞士洛桑的斯诺请到驻法大使馆面谈。可是，不知是斯诺对“文化大革命”心有余悸，还是有意鄙视外交途径，尽管他态度友好，就是闭口不提访华的事。国内电报催得很急，眼看国庆节就要来临，毛泽东主席要借此机会向全世界发出某种信号，机会稍纵即逝，斯诺又常在瑞士，联系不便，急得黄镇牙根上火，坐立不安。
这一次通过斯诺在巴黎的经纪人，又把斯诺请到大使馆。黄镇已想好几个方案，要让斯诺主动表示访华的意向。斯诺安静沉着地坐在对面，他眼窝很深，带着一种固执的神色。黄镇耐着性子说： “在美国朋友中，至今还与我们保持友谊的，您大概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吧！”
“遗憾的是有些当权者已经不再把我看成中国的朋友了。但我的言行向来是公开的，我有一个作家的良知，我不会看风使舵，随便改变我的看法。”斯诺语气很重，显然他为前一次申请访华未被批准而不满。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在等待中，黄镇为缓和气氛，叙起旧来： “你还是直肠子。请你相信，十五军团的老兵也跟从前一样。当年我在大会上讲话迎接你，向你介绍长征的故事，陪同你访问徐海东司令员时，你光着个头，满脸胡须，你看我们都很老，我们看你也很老。那时，我们把你当‘外国鬼子’；如今，我们中国人在这里也被当成‘外国鬼子’了。”
斯诺神态轻松了些： “在麦卡锡控制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把我看作危险分子，不让报刊登载我的文章，我只能迁居瑞士。我的护照也禁止我去中国。直到1960年，我才第一次踏上解放后的新中国。可是六年后，我竟又被我所热爱的国家拒绝……”
“我们有个词儿叫。一小撮’，意思是说任何时候好人都可能遇到一小部分人的攻击。我也被打成‘反党集团’过嘛，可我还是返回了巴黎，继任我的大使职务。反对你的人是一小撮，他们现在已被调离了外交岗位。毛主席几次问到你的情况，周总理也在亲自过问你的访华事宜……”
斯诺是个爽直的人，一听这话，前嫌尽释，开始犹豫： “我理解你们的大多数，大多数也会理解我。可我刚动了膀胱手术，医生不允许我远行。”
“国内几次来电催促你，一定有所考虑。希望你不要错过良机。”黄镇觉察出斯诺的内心矛盾，就势说： “如果你现在提出访华要求，我想我国政府将愉快接受。”
斯诺又陷入沉思： “我愿意访华。鉴于前一段两者之间的‘不理解’，我想还是以贵国政府提出正式邀请为好。”
这正是问题的要害，也是黄镇至为关心的。受过伤害的人最怕再次被人愚弄。富有经验的黄镇只有开诚布公了： “所谓申请，就是说你出于自愿原则，或者说你是去看望老朋友。这只是表面上的，实则是我国政府已委派我对您访华提出邀请，并负担您的一切费用，包括您的夫人一道前往……”
斯诺颇为激动： “既然如此，我当然愿意！”
“你将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毛主席将把你当作贵宾！”黄镇讲完上述那段关键性并打动了斯诺的话后，有一种精疲力尽的感觉。现在可以松口气了。余下的事——口头或者书面申请，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晚餐之后，他请斯诺在一张事先准备好的表格上签了字。
8月14日，斯诺和夫人洛伊斯到达中国。10月1日，他俩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解释说： “在1967年和1968年这两年中，反对你到中国来的那些官们是一帮极左分子，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还夺过外交部的权。但是这些人都早被清除出去了。”
12月5日，斯诺向黄镇发出一封感谢信。信中掩饰不住即将被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的喜悦： “此封短信再次感谢你为实现我的要求所作的十分宝贵和极为有效的帮助。……我们在北京度过的时间与在外旅行的时间大致相等。现在我在即将告别之前正充满希望地等待几个重要的接见……”
那天晚上，斯诺和洛伊斯整理笔记，很晚才睡。凌晨5点来钟，翻译唐闻生来叫醒斯诺： “毛主席说你不用换衣服，不拘形式，来吃早饭。”
“可不能穿着睡衣去！”斯诺睡眼惺忪地摸到浴室，用冷水洗了把脸。洛伊斯在衣柜里给他找了件衣服，爬到床底下给他找皮鞋。
“唉，用不着。”唐闻生说， “就穿一条裤子和一件毛衣就行了。再披一件厚大衣，外面冷。”
洛伊斯一个人留在旅馆里。五个半小时后，斯诺回到房间时，烟灰缸里尽是洛伊斯的烟头。她尽量按捺住焦急的心情——最后还是急急地叫道： “毛主席到底说了什么？”服务员送来了啤酒和午饭，他们边吃边谈。到斯诺把他所记的话都说完的时候，他已困得马上要上床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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