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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友人中，斯诺的名字无疑是最响的：他以其《西行漫记》名扬中国。在当时与其相恋并结婚的海伦·福斯特·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以其《续西行漫记》，步斯诺之后，也在中国乃至世界赢得了极大的荣誉。他们在当时堪称灿烂的双星。可是细心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在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一直到1960年才得以第一次重访中国；第二次是四年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竞到了1970年，即其逝世前两年。这主要是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迫害进步人士所致。但毋庸讳言，其中也有中国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原因，使得斯诺和中国的关系被人为地割断了。至于海伦，情况更糟。随着解放大军将红旗插遍中国大陆，两个“赤色分子”斯诺与海伦反而在1949年解除了婚姻关系。海伦孑然一身，带着40个装着中国材料的箱子，走遍了半个世界，穷困潦倒。直到1972年，才得以重返中国，其中又是何原因？又是谁为他们搭上了重返中国之桥？

在叙述正题之前，有必要回溯一下海伦与斯诺的感情波折。

在海伦1931年到达中国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斯诺的名字了。斯诺时常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并且是美国在远东最有影响的《密勒氏评论报》的年轻助理编辑。海伦喜欢靳诺的文章，每次见了都要剪下，收在一个大卷宗里。一到上海，海伦就向美国副领事打听斯诺是否在上海。他答复说，刚从印度回来， “你想见他吗？”于是副领事就在领事馆给斯诺打电话，他和斯诺的高声对话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

“你是斯诺吗？这里有一位福斯特小姐要见你。今天才从西雅图来的。……胖？是，胖，50岁上下，保养得很好……阔气？金刚钻滴里嘟噜的。她有保镖……带武器？是的，每个人都有两件。斯诺，我要是你就不管她。什么，让我替你照看她？好吧……”他捂上送话器，对海伦说： “他请我们到沙利文去喝茶，马上，就在附近。”

到了沙利文餐厅，副领事介绍说： “斯诺老是迟到。”斯诺在印度旅行，因为热带气候生了病，回上海治疗。斯诺总是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从不慌忙。副领事说斯诺写了一篇批评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的文章，谁也不喜欢他。副领事想了想又说： “他还没有结婚……我也没有，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

海伦不理睬他，抬头却见到一个消瘦的、身材匀称、穿着白上衣的人。他就是斯诺，脸色苍白，雀斑都显了出来。情人眼里出西施，尽管海伦希望斯诺有运动员似的体格，希望他漂亮，但第一瞥海伦还是被他吸引住了。斯诺向她走来时，眼睛也盯住她的脸，以至于不止一次地被椅子腿绊住。

“斯坦利小姐，不，我的意思是美国小姐，从我1927年离开堪萨斯城以来，还没见到过……”斯诺以略带磁性的声音说道，“你让我想起了我邻居家的姑娘。我已经忘记那个姑娘长的什么样子了。我没见到什么金刚钻，什么50岁的肥胖的阔太太。”

“我不喜欢金刚钻。”海伦伸出光秃秃的第四指，告诉斯诺，她几乎读过他所有的文章，希望他帮助她进行在中国的第一次采访。她把她装剪报的卷宗递给斯诺。斯诺迅速地翻着卷宗，感叹道： “如果我有一张你那么辛勤剪下的照片就好啦。你是第一个要求访问我的人。”他们就这样一见钟情了。斯诺把美丽健康的海伦叫做“希腊女神”。

第二年，海伦25岁生日那天，斯诺早早地就带着栀子花来到沙利文，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没有迟到。他们喝茶，以牛肉作晚餐，纪念他们的首次相逢。斯诺把一枚在西藏买的银戒指送给海伦，可海伦没有戴，先放进钱包里。并说： “还是先写书吧，你赶紧写你的，我也赶我的。”

斯诺有些窘： “这件事比我们的事重要。可我们是多好的一对呀，这是命呀。”

“等到我在中国过第二个生日，我们再去算算命吧。”

“现在就去。”他们坐出租车来到静安寺一座小庙，那儿有一位老和尚，满是皱纹的脸上有一颗生着长毛的痣。和尚摇了一下竹签筒，让他们抽。司机用洋泾浜英语翻译给他们听： “两人命一样。顶好，很福气。你们应该立刻结婚。”

“现在你不能再拒绝了吧！”斯诺大笑，海伦也笑起来。海伦随后说，她不希望结婚是件糟糕的事情，但她相信人有选择结婚、离婚和自由的权利——也许这就是后来他们离异后，海伦从不抱怨斯诺的原因。她坚持要先写一本书，哪怕永远不出版。斯诺佩服海伦的执着，但又不明白海伦有这样的意志却为何没有出名，也没有变得富有，也没有成一个大作家……

这年12月，斯诺的书稿写完了，可海伦的进展一点也不顺利。他们来到码头，一任海风吹拂。海伦从手提包里拿出那枚银戒指，脱下一只小白手套： “你现在可以给我戴上了。”他们按照西藏的方式把冻得发红的鼻子相碰相擦。海伦建议做一套日本和服，到东京去结婚，但斯诺并不喜欢这个主张。

这之后，特别是斯诺访问延安后，名声大振，写作愈加忙碌。为了让斯诺安心写书，其他杂事如复信等，就成了海伦的主要工作。斯诺终生称道的一件事是自由，不要束缚。他想享有家庭和妻子的所有益处，却不想有一点拖累。他望着海伦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的名演员。他们在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旅行之后，回到美国。在纽约的闹市区住过，有一阵子还住在好莱坞，洛伊斯拍片，斯诺写作，有时也一道出外采访，由洛伊斯给斯诺当速记员。生了一个儿子之后，他们才安顿下来，选择了赫德逊河上游的斯奈登渡口为家。他们在1949年5月的一天，在那里正式结婚。在场的只有少数几个好友，还有斯诺的哥哥霍华德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史沫特莱女士。过了不久，由于美国政府执行麦卡锡主义，斯诺夫妇都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为了谋生和寻求工作的自由，斯诺只好去了瑞士。他想由此继续返回中国做他愿意做的事，可是当时的美国护照限制很多，对华盛顿来说， “中国是头号坏蛋”。后来，在1960年和1964年，斯诺搞到一个单独的签证，但不许洛伊斯陪他去东方旅行。好在洛伊斯在嫁给斯诺时就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她认为，驻外记者的妻子必须要有坚强的神经和耐心，才能让她们的丈夫长期离家，去做危险的旅行。 “我和埃德（斯诺的爱称）结婚时，他已过了他的生活中最富刺激的时期。但是我仍知道，同他在一起的生活既不会是安定的，也不会是简单的。……我在结婚之前就深刻地了解了这个人。我爱他的勇气，也同样爱他对事实的尊重，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已经习惯于他的健忘，他的随便乱扔衣服，我适应了他的迟到而且经常被他的恻隐之心所感动……”

斯诺可以自己来中国，但1964年之后，有6年的时间再没有来中国，又是什么原因呢？

其主要原因是正直的斯诺对中国后来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深表不解，并且在欧洲的一些报刊上撰文反对中国的做法，在一旁泼了冷水，这引起了正“如火如荼”深陷在“文革”中的中国方面的不满。斯诺与中国人的感情陡然降到最低点。他想再次来华访问，却被拒之门外。当然，他也不了解，在中国外交部的大院里，已经有大字报指名道姓说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往中国的间谍”。但斯诺毕竟是对中国做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他。而且到了1970年，毛泽东等人也对“文革”初期的做法有一定的反思，并有重要的话要传递到世界。而最理想的传递人——无论从与中国的关系还是影响来说，唯有斯诺最合适。可难题是：斯诺对自己前一段的论点不肯表示让步，也不肯主动表示访华，令外交部门大伤脑筋。最好有一个曾与斯诺相识，现在又地位重要的外交官做“说客”，让斯诺主动表示访华，中国政府表示接受。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中国驻法大使、红军外交家黄镇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