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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问

每次看到宋之问，我总在想，生在大唐、舞文弄墨，对宋之问来说到底是幸事还是悲哀?

大唐因诗闻名，被后世誉为“诗唐”。诗人是大唐帝国的骄子，做一个诗人，特别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应该是那个年代的最好选择。但对宋之问来说，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的宋之问，并没有显赫的门第家世。最大的遗产可能就是父亲身上世称“三绝”的“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宋之问和弟弟宋之悌、宋之逊自协勤奋好学，各得父之一绝：宋之悌骁勇过人，宋之逊精于草隶，宋之问自己则工专文同。如果沿着这条道一直走下去，也许宋之问就能像李白、杜甫一样成为那个盛世的宠儿、后世景仰的天才。然而不幸的是对仕途的过度渴望、对功名的疯狂追逐、对荣华富贵的一味沉溺，硬是活生生地断送了他这个初唐诗人的前程。

对于七尺男儿，向往仕途、功名和富贵应在情理之中；“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本是文人的千古命运。即是志高才大如太白者，不也有过一段以逞文弄辞来取悦君上的经历吗?然而，像宋之问那样被天子权贵宠幸得忘乎所以、偶尔被武后赏识一下便忘记理想抱负、把能够侍从帝王看作是最大荣耀的人，还真是让人嗤鼻。

因此，当看到宋之问殚精竭虑地察言观色、曲膝于权贵身下，与他们出游宴乐、为他们吟诗作赋、陶醉在世人对他艳丽才华或真或假的赞美中时，我确实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

长得仪表堂堂的宋之问进士及第、春风得意之日，正是武则天皇后把握朝政之时。恰巧就有这么一个天赐良机，那个陪驾的“绣球”正好砸在了宋之问的头上。这样，一首“文理兼美，左右称善”的《龙门应制》诗，很自然地让宋之问大出风头。当时武后携群臣游洛阳龙门，一时兴起的武后命群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武后看后大悦，赏赐锦袍。待宋之问的《龙门应制》诗作成奉上，武后更是喜爱，于是夺东方虬锦袍转赐给他。在外人看来，这是最耀眼的一个闪光点，是鱼跃龙门、飞黄腾达的最好阶梯，但它却是以葬送宋之问早年诗文成就为代价，因为从此以后武后对靡丽颂德诗风的导向决定了宋之问的创作方向。而这更是以宋之问人格的丧失和品德的泯灭作为代价的，因为宋之问在扈从武后朝会游豫、奉承武后近幸的媚臣外戚宴乐优游、自感“志事仅得，形骸两忘”这样的追求和生活的同时，就开始陷入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政治漩涡之中，开始了一步步的沉溺和堕落。这对于一介文人来说，正是悲剧的开始。

作为诗人，宋之问年轻时即已知名，“尤善五言诗，其时无能出其右者”。这一点从《宋之问集》和《全唐诗》所收其作品即可看出。宋之问对当时体裁多能把握，运用熟谙，佳作名句也有可观。如短歌《冬霄引·赠司马承桢》诉友情句：“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枯幽幽吟劲风。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五言古诗《题张老松树》喻高洁句：“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七言古诗《明河篇》思征夫句：“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来槎一向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城都卖上人。”五言绝句《送杜审言》表离别：“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舍情。”五言长律《灵隐寺》绘胜景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湖。”皆清新坦荡，抒情真挚，畅美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