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昕他们走出不远，就碰到同村找米回来的哈拉巴，一见他们都是鼻青脸肿的，就挖苦道：“若是我在这儿啊，非让他们爬着满地找牙不可！”“找米大哥，你比我的剂子还小，也就是舌头硬吧!”“哟嗬!这是占贵老弟吧?几年不见，嘴上功夫倒是见长了，要不就练练？”“练练就练练。”没等哈拉巴说开始呢，占贵就用“黑虎掏心”式打出一拳。哈拉巴倏地闪过。占贵又以“野马分鬃”照哈拉巴的肩膀猛劈。哈拉巴腰一躬，往旁一闪，说了声：“来吧!”在占贵两个奶子的中间(膻中穴)一点，占贵就晕晕乎乎地戳住了，状如弱柳临风似站欲倒。哈拉巴又往他心口窝(巨阙穴)再一戳，占贵就颓然倒地。惊得韩昕、石铁和劳工们都直眉瞪眼。哈拉巴则笑嘻嘻地说：“没事，别怕。”蹲下又按巴了几下，占贵就爬起来了，既不迷糊也不疼。他“扑通”一下子就跪在地上磕头：“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哈拉巴笑着连忙拽起说：“走，跟师傅回家给你接风。”
光着膀子的占贵，穿着裤衩打麻叶，快到地头时，听到“轰隆”一声爆炸。走出地头一看，几个苏联红军的战士抬着炸药正在炸飞机堡。他一蹦仨垅沟地跑到苏军战士面前：“不要炸了。”苏军战士听不懂，抬着炸药还要往前走，和占贵一起打麻叶的伙伴们掐着麻刀挡在前面。“这是什么武器?”一个苏军战士回头呜哩哇啦地高喊。从卸炸药的卡车上下来一个苏军，听抬炸药的苏军战士诉说后，对占贵喊：“你们要干什么?”“这飞机堡不能炸。”“为什么?”占贵说：“日本人已经跑了，这就是我们的家底儿了，我们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力，干了两年多才修成的。”“留他啥用?是不是将来对付我们哪?”“这，我不知道，反正不能炸，留着存土豆、放南瓜，圈羊拴牛干啥不中?避个雨也好哇！”“中国公民，这是苏军对日作战的战利品，已不属于你们了。”“照理说能拿走的才是你们的战利品，可这飞机堡你们拿不走，那就是我们的，就是不许炸！”苏军战士火了：“我若是硬炸呢?”“那你就先炸死我！”苏军战士说：“炸死你?我没这个权力，可我能关你的禁闭。”几个苏军战士一拥而上，把他“架”走了。
被区妇联主任郑秀保出来时，占贵还是不服：“好好的东西，就像西山铅矿似的，说炸他们就给炸了，多可惜呀!到底是在干啥呀?”郑秀没法解释只好说：“这是上边的事儿。”
夜黑如墨，满县城都是枪声，参加保卫战的占贵，手持红缨枪，隐蔽在临时用麻袋堆起的工事后边，准备迎头痛击依(兰)勃(利)桦(川)三县副司令孙方友的叛军。看见一个正往占贵他们的阵地跑来的人影突然中弹倒地，随之蹿出来两个叛军狂喊：“扛回这个女共党，今儿晚上哥儿几个好好地开开荤。”占贵手中没枪，急得直跺脚，转圈中觉得脚下有个东西，捡起一看，是个一头大一头小捶兀拉草的榔头，急中生智，大喊：“个蛋蹭的叛军，遭手榴弹吧！”随后撇出，那两个叛军吓得马上趴在地上不敢起来。趁这个枪声暂停的工夫，占贵从工事后一跃而出，背回了那个女的。一看，原来竟是区妇联主任郑秀。郑秀说：“快!马政委命令收拢队伍到县公署大院，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
就在占贵平叛立功的那天晚上，凤山屯却发生了一件让人们纠结了几十年的大事。
钻进深山老林的顽匪李玉钧乘虚闯进了凤山村，见农会军用物资不翼而飞，逮住了兼职财粮(会计)的刘喜严刑拷问去处。地主出身的刘喜伪作告饶，实为掩护，领着李玉钧的骑兵绕道去了北庙岭。万没想到在岭下陷马塘真的就追上了车队。当时土改工作队长王沂生临走前明明告诉刘喜说：“为快，走南庙岭啊!”工夫不大，转移的车队就全军覆没了。唯一死里逃生的王沂生深知是因为自己当时不信任刘喜没说实话酿成了惨案，他既怕承担责任，又不忍心当面诬指刘喜是叛徒，拒不回村，暗中托关系，匆匆地随军南下了。县委对此案非常重视，郝县长指示要将刘喜在押治疗，等联系上王沂生弄清楚后再作处理。两天后，新转来的左县长却认为惨案事实清楚，又有死亡家属在县委大门前，头顶着“不枪毙刘喜就不下葬”的血书请愿，省检查团又马上要到。左县长遂以稳定大局为由批准枪毙了刘喜。有人说这场请愿是农会副主席常乐暗中鼓动的，可这常乐八岁时就被刘妈妈收养了，刘妈妈的儿子刘喜以及先前收养的韩昕、羞雁亲如兄弟啊，能吗?还真没猜错，就因为一个“情”字。常乐喜欢羞雁，可羞雁却选择刘喜，他竟趁没人时要对羞雁霸王硬上弓，欲把生米做成熟饭再说，偏偏被韩昕撞见了，将其痛打一顿，从此常乐赌气离家。这次常乐暗中使坏把刘喜推上了断头台，追求羞雁就没有碍手碍脚的了。人们虽然都在背后这么哄传，可谁也没亲耳听到他是怎么煽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