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李叔同在杭州出家时，曾将历年所绘油画全部寄赠北京美术学校，作为该校教学参考之用。而校方对此没有引起注意，既未收藏，也没陈列，结果全部失散。
1940年欧洲举办美术展览会，印度诗人泰戈尔邀请李叔同选送油画参展。四处寻访，竟然没找到一幅，李叔同只能对天长叹：“一切的一切都老早丢光了！”因此，李叔同美术作品传世很少，目前能见到的有国画：《墨梅》、《秋意》、《寒林》、《雪后》、《黄昏》；水彩画：《山茶花》；油画：《花卉》；木炭画：《乐圣比独芬（贝多芬）像》等，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下，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激励民气救亡图存，在仁人志士的呼吁努力下，各级学校设置音乐课，传授西洋音乐文化，并以推行乐歌教育为主，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音乐启蒙运动。作为先驱者，李叔同分别在传授西洋音乐理论知识、编创乐歌两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06年2月，李叔同在东京准备报考东京音乐学校，学习西方音乐理论与钢琴，曾独力创编了《音乐小杂志》。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本音乐期刊。杂志办得“小”中见“大”：内容丰富，栏目多样，包括社说、图画、插图、乐史、乐典、乐歌、杂纂、词赋，显示了编者的修养与胆识。其中以李叔同所撰《音乐小杂志序》、《乐圣比独芬传》、《昨非录》、《呜呼！词章》为代表。
《音乐小杂志》阐明了作者的音乐观。运用清秀的文笔，先行论述大自然音响对人体感官的作用，可令“懦夫丧魂而不前”，可令“壮大奋袂以兴起”，因而惊叹“声音之道，感人深矣”！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分析大自然音响与“人为音乐”之不同。然后总结音乐之社会功能，不仅可以振奋民族精神，还可发挥美育作用，小则可以美化人们心灵，大则可以改造社会风气。
“闲庭春浅，疏梅半开，朝曦上衣，软风入媚，流莺三五，隔树乱啼；乳燕一双，依人学语，上下宛转，有若互答，其音清脆，悦魄荡心。若夫萧辰告悴，百草不芳，寒蛩泣霜，杜鹃啼血；疏砧落叶，夜雨鸡鸣，闻者为之不欢，离人于焉陨涕；又若登高山临巨流，海鸟长啼，兴风振神，奔涛怒吼，更相逐搏，砰磅訇磕，谷震山鸣。懦夫丧魂而不前，壮士奋袂以兴起。呜呼！声音之道，感人深矣！唯彼声音，佥出自然；若夫人为，厥有音乐，无人异趣，效用殊靡！
系夫音乐，肇自古初。史家所闻，实祖印度。埃及传之，稍事制作；逮及希腊，乃有定名，道以着矣！自是而降，代有作者，流派灼彰，新理泉达，瑰伟卓绝，突轶前贤。迄于今兹，发达益烈，云翁水涌，一泻千里，欧美风靡，亚东景从。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心情，感精神之淬美，效用之力，宁有极矣！”
《乐圣比独芬传》，参考日本石原小三郎《西洋音乐史》改写。全文仅300字，用精练的语言，简明扼要介绍了德国音乐家贝多芬的生平，并对贝多芬严肃认真的创作风格作了高度评价：“每有着作，辄审定数四，兢兢以遗误是懔。旧着之书，时加厘篡，脱有错误，必力诋之。其不掩己短尤如此。”这是中国人第一篇介绍贝多芬生平的传记，虽然只有300多字，其意义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参照作者在该刊发表的木炭画《乐圣比独芬传》，可以看出，李叔同多么期望中国能够出现贝多芬这样的大音乐家，使中国的音乐文化步入世界音乐文化之林。
《昨非录》、《呜呼！词章》都是随笔式杂文。前文指出学习西洋音乐不能流于皮毛，“学唱歌者，音阶未通，即高唱《男儿第一志气高》；学风琴者，手法未谙，即手弹‘5566553’之曲，此为吾乐界最恶劣的事。余昔年初学音乐，即受此病”。后文作者通过对中日两国乐歌的对比，呼吁国人重视词章之学：“日本作歌大家大半善唐诗”，日本乐歌“词意袭用我古诗者十之八九”。可惜国人“佥轻视词章之学”，“西学输入”，导致中国“词章名辞几有消灭之势”，使一些不学无术之徒“迨见日本唱歌，反啧啧称其理想之奇妙。凡我古诗之唾余，皆认为岛夷所固有”。李郑重指出，此举“既齿冷于大雅，又贻笑于外人”。
有鉴于此，李叔同主张创编乐歌应注重词章之学，注重民族音调，提倡用五线谱作曲。他的《祖国歌》、《国学唱歌集》、《隋堤柳》、《春游》等乐歌代表作都融贯了其创作主张，表现了他的乐歌风格。
《祖国歌》，创作于1904年。时李叔同在上海沪学会补习科开设乐歌课，特聘请音乐家沈心工来校授课。通过现场观摩交流，李叔同发现中国乐歌皆用西洋曲调填词，词曲往往不切，推广普及受到影响。因此，第二年他主授乐歌时，就将中国民间曲调《老六板》减慢为四四节拍，配入歌词。由于词曲贴切，曲调富有民族特性，而且主题鲜明———歌唱“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世界大国民”。因而一经教唱，便立即由沪学会传遍上海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