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7月7日，县公安机关知道牛郎区“追反”的做法后，当即提出停办所谓的“交待班”，龙文飞拒不接受公安局的意见，说：“公安局不搞，我们搞！”
在7月底8月初的全县“三干”会议间歇，地委书记魏立政偶遇龙文飞。龙文飞顺便介绍了牛郎“追反”的情况。此时交待班“学员”供出“反革命”人员名单已超过600人，“学员”死8人。魏立政叮嘱龙文飞要尽量做到不要死人。
8月3日，龙文飞第一次向县委常委汇报牛郎“追反”情况。龙文飞在汇报中隐瞒了多名死者是在审讯中被打死的事实，说死者“一是自杀，二是死不交待又要逃跑，群众生气打死”。石孟明表示：牛郎“追反”成绩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牛郎“反革命”组织活动是存在的；600人的“反革命”名单中肯定有真的，也有假的；“交待班”不要宣布停下来，要继续追查，注意不要搞死人。会议决定公安局派人接手牛郎“追反”工作。
8月4日，县公安局刑侦股股长田银芝率4名公安人员进驻牛郎。田银芝了解到公社、大队的“交待班”吊打严重，于8月11日打电话给县公安局长刘长学，通过刘请石孟明到牛郎实地看一看。
8月13日，石孟明到牛郎听取了田银芝的汇报，很生气。在当晚的会议上，石孟明说：牛郎区“反革命”是存在的，一定要搞清楚。县公安局再抽一人来协助。对进“交待班”的主要人员一定要搞清楚、搞彻底，不能光软，要攻才行。但石孟明也强调，要注意政策，不要再死人。（《中共铜仁地委关于对石孟明同志在牛郎区“追反”中所犯错误及处理意见的报告》，1978年11月22日）
8月27日，田银芝向县委汇报并传达地区政法领导的指示，要求牛郎“追反”要重证据，不要搞逼供信，不要再死人了；“交待班”只保留区一级，公社大队“交待班”全部停办。当时“交待班”已死24人。
9月8日，省委电话通知铜仁地委，派省公安厅林副处长等4人到松桃调查了解牛郎“追反”情况，要求“交待班”立即停办；为防意外发生，“交待班”人员先不要回去，要给予他们正常待遇，有病要治病；领导如有错误，要作自我批评；地委要派人调查了解，并写出详细报告和处理意见报省委。地委通知松桃自治县委：要坚决贯彻执行省委意见，不准再发生死人现象；要求县委派人帮助牛郎做好善后工作，把情况调查清楚并写出详细报告和处理意见报地委。
9月1 1日，铜仁地委通知松桃自治县委：地委常委决定由石孟明同志亲自抓牛郎“追反”的善后工作；在“交待班”中生病和伤残的要给予治疗。
省公安厅林副处长、地区公安局隆明星副局长来到松桃，和县委一起连续3天听取欧献庭、田银芝等人关于牛郎“追反”的详细汇报。此时“交待班”已有29人死亡。
田银芝汇报后认为：“中国青年党”最多查到格老大队田明亮为止；根据已掌握的情况来看，交待的情节出入很大；“复兴党”没有什么可查的；现有的很多材料是逼供搞出来的。
省公安厅林副处长说：省委指示“交待班”全部停办。从汇报的情况来看，牛郎是有“反革命”组织活动。但在侦破过程中死亡29人，这在全省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县委书记石孟明说：“上面叫我们停止，好像我们全错了，一点成绩都没有。你压我我也不服。你们回去向省委汇报把我的职务撤了！”
9月15日，县委研究同意“交待班”全部停办。但认为：省地的调查应该调查整个案情；如果光查死人问题，实际是泼冷水，不利于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据刘长学回忆，9月15日之后的某一天（20日之前），石孟明和刘长学等人去牛郎听取牛郎区委的汇报，牛郎区委仍提出继续在区机关办“追反”学习班。刘长学坚决反对，石孟明否决了牛郎区委的要求。
9月20日，省、地工作组和县委副书记吴建德一行到牛郎调查。
9月22日，省、地工作组离开。吴建德和田银芝等人继续在牛郎深入调查。
1 1月15日，吴建德、田银芝等人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向县委汇报，得出的结论是：牛郎公社反动组织“复兴党”和“青年党”是存在的，但首犯不是松桃人，材料也还有些问题。
负责到沙坝公社调查的公安人员罗时发汇报说，沙坝“反革命”集体是不存在的，但吴宪保、吴炳成、欧六章个人有些“反革命”言论。基层意见是应该定吴宪保、吴炳成2人为“反革命”。
负责到银岩公社调查的公安人员查世鲜汇报说，银岩公社没有发现“反革命”活动，也没有“反革命”言论；就连吴炳称“投机倒把”卖大烟光洋也是假的。
至此，轰轰烈烈的1976年牛郎“追反”运动，仅以尹修应作为“复兴党”的重要成员于1977年被判刑10年宣告结束(1978年其他受害者平反后不久，尹修应也得到平反）。“交待班”的“学员”被放回家，伤残者自己找草药医治。但仍有不少受害者受到大队干部的刁难，不准草药师为受害者采药。
上访
显然，这样的结果是受尽磨难的受害者不能答应的。他们被放回去后，告状信就纷纷寄往上级有关部门。从松桃寄出的告状信，很多都回到了龙文飞手中，受害者还一再受到恐吓：于是，很多人走到外县铜仁、江口甚至湖南投递告状信，但都石沉大海。
经过一年多的休养，身体稍有恢复的受害者杨再德在投递21封信没有回音之后，他决定亲自带着第22封信去北京。几十个受害者家庭集资79元给他做路费。1978年6月25日，他和田兴和、秦继昌三人踏上了去北京的上访之旅。可这区区79元连他们去北京的单程车费都不够。临行前他们已经向家人交代后事，状告不成决不回家。
途中他们买短程票上火车后，向乘务员展示了身上的累累伤痕，声泪俱下地哭诉悲惨经历，感动了不少乘务员，免了他们不少车费。临到北京，他们又得到一个军官的指点。到北京后，他们成功地把告状信交到了邓小平办公室。邓小平副主席作出批示后，呈交华国锋主席。华国锋批示要求贵州省委查明情况，如属实，除对冤案平反外，对伤害群众者应严肃处理。（松桃苗族自治县档案局档案：全宗号23，目录号1；年度1978；案卷号125；标题：县委常委会整风会议记录，1978年7-8月）
平反
结果可想而知。贵州省委、铜仁地委立即组成工作组对1976年牛郎“追反”事件进行调查，为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昭雪；对受害者给予补偿，对受迫害死亡的受害者家属进行抚恤，伤残者给予免费治疗；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牛郎区委书记龙文飞推卸不了责任，于1978年8月16日服毒自杀，随后被开除党籍；彭忠顺、滕久先、吴求亮等8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已升任铜仁地委副书记的原松桃县委书记石孟明被撤销职务，并责令其在1978年9月27日牛郎“追反”平反群众大会上公开道歉（1981年11月石孟明复出任地区行署副专员，1983年5月，升任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