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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牛郎追反事件(2)

2013-05-09 来源:故事会 作者:佚名 查看评论

“追反”运动所制造的恐惧是空前的。

长达3个月的“追反”运动,先后有486人进“交待班”;在“交待班”中,有6人被枪杀,13人被虐死,有13人受刑不过自杀而死,受害者亲属受连累死亡5人,共导致37人死亡。打伤致残263人。(《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1978年10月1 1日)被预谋整死、但因某些原因未死的18人。大多数被抓进“交待班”的人都是因为与干部有些私仇旧怨。沙坝公社红星大队凉风坳生产队陈祖前、陈仁培、陈祖武三兄弟就曾因民兵连长陈述炳奸污堂侄女而捆绑过陈述炳,结果三兄弟都在受刑中死亡。牛郎公社牛郎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向某在1969年欠生产队200多元,仍要生产队会计保管员胡淮称足粮食给他,胡淮按照生产队“欠款不发粮”的规定不答应。于是向某就怀恨在心,在“追反”时胁迫受害者刘某搞死胡淮。银岩公社婆洞大队龙世恒之死则是因为其母曾被大队支书龙某强奸未遂(大概是1952或1953年,当时龙世恒十四五岁),龙世恒成年后对此事耿耿于怀,常常说些风凉话来讽刺龙某。龙某乘“追反”之机,置龙世恒于死地。银岩公社尖坡生产队队长龙世明因与龙兴茂老婆通奸,于是借机整死龙兴茂后与其妻结婚

“成绩”

从6月14日区“交待班”开班,到9月中旬“交待班”被勒令停止,牛郎全区共抽出435人专案人员(审讯员、记录员、看守员、巡逻员)进行“追反”。破获的“反革命”组织名称有“红卫兵”“卫兵团”“青年军”“民青团”“起义团”“同盟党”“新民党”“自卫党”“白虎团”“猛军”“红色战队”“防共自卫党”“湘西回乡团”“571”“517”“703”等36个,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1978年10月11日)有1359人上了“反革命”名单,其中牛郎区有1253人。而当时牛郎区总人口35160人,主要劳力仅11480人(含青壮年妇女)。被打成“反革命”的都是青壮年男性。如果男女比例为1:1,则每5个青壮男人中就有1人是“反革命”。

“学员们”交待的“反革命”手段、纲领、军事组织结构等如同儿戏,漏洞百出。

反革命手段:(1)杀干部的方法:偷干部家的鸡,干部以为是野猫偷鸡就出来查看,这样就乘机下手;(2)放火烧集体的仓库,等干部出来救火,乘机杀干部。

反革命暗号:左手招摇。

反革命标志:稻草捆左手。

反革命纲领:(1)把分给贫下中农的房子还给地主;(2)抓紧搞副业,得钱好交队,一定要交齐;(3)居民有供应;(4)立栋房子;(5)讨个知青做老婆;(6)先杀党,后杀团,大小干部杀个完,贫下中农杀一半。

供出“反革命”成员的最高职位是师长。

这些“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是怎样搞出来的呢?

县公安局刑侦股股长田银芝于1976年9月13日向县委汇报时说:“沙坝公社‘反革命’组织名称是吴宪保开始交待的。吴宪保发展龙茂云,而龙茂云交待说没有组织;龙茂云发展田明亮,田明亮说是‘农民革命党’;田明亮发展刘常模,刘常模说是‘民主党反共军’;刘常模发展秦海成,秦海成说是‘反共救国军’;吴宪保发展欧六章和吴炳成,欧六章说是‘民工队’,吴炳成说是‘地下党’。”

沙坝公社吴宪保在1976年4月25日的交待中写道:“由于审讯不停,非说不可,当时无法。说不知道,上级不信,心中想取个名称,又怕算命不对八字,不对吴炳成的口,只好乱讲,叫做‘国民军’。”

牛郎公社中寨大队干部在1978年向省地县工作组交待的材料这样写道:

七月十三,吴某、杨某到公社汇报工作,碰到龙文飞。龙文飞说:“田明亮揭发龙侯生是‘反革命’营长,一点材料没有,看你们怎么办?你们回去要搞材料。人家四茶得表扬,你们中寨是中间分子!”公社武装部长龙某也说:“你们不狠狠地搞,‘反革命’会出来?”

于是,七月十五晚上,大队支委5人审龙侯生,另有民兵小分队7人,共12人。先买了1头瘟猪打平伙,喝了五六斤酒。晚上麻某把龙侯生从附中拉到大队小学审问,先吊后乱打。龙侯生承认是营长,又交待了2个成员田建和、田树华。民兵杨某追问:“既然你是营长,那么连长、排长、班长、指导员是谁呢?”龙侯生说:“我不承认,你们要打;我一承认,你们又向我要连长排长……”杨某说:“他不讲再吊起来!”除田某搞记录外,其他人全都打了……

牛郎大队民兵副连长莫刚前在吊打“学员”时下手特狠,曾用竹条抽烂胡淮的脸。“学员”舒典文暗写纸条给胡淮,两人统一口径,咬定莫刚前也加入了“反革命”组织。按“一个人供就听,两个人供就信,三个人供就定”的规定,专案组信以为真,莫刚前在两手臂的肉被吊烂后,终于供认自己是“反革命”。放回后未能及时医治,右手致残。

关于龙文飞“追反”的动机,被派到牛郎作了深入调查的县公安局刑侦股股长田银芝的话可谓是一语破的。

根据时任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麻树清回忆,大概是1976年8月,他从长兴回到县里,听到机关工作人员说牛郎“追反”搞得很凶,已经搞死20多人了。麻树清就去公安局找田银芝问一下情况。田银芝明确地对麻说:“区委书记想升官,想干出大成绩,乱搞!我劝他几次他不听,越搞越厉害。追查‘反革命’是公安部门的工作,群众只能配合、协助公安部门。现在龙文飞用群众运动来追查‘反革命’,‘反革命’越追越多,打死的越来越多。你尽快提醒石孟明书记,只有他才说得了龙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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