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此时正在为境内不断发生的农民起义事件而头痛，于是他亲笔批复了辛弃疾的这份报告，要他“行其所知，无惮豪强之吏”。且同年秋天，他还让辛弃疾接替了王佐的职务，担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
一个挑战就这样摆到了辛弃疾面前。那么，辛弃疾在任湖南安抚使期间所做的“弭盗”工作又如何呢？
镜头一：淳熙七年(1180)春，湖南永州、邵州、郴州三地发生饥荒。一般来说，就是朝廷开仓发点救济粮了事，但辛弃疾想得深远。他提出，现在溪流不通、水利运输很不方便，朝廷在赈济的时候，可以大量招募民工去兴修水利，用粮食作为报酬。报告递上去，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于是，辛弃疾下令湖南各州郡，要他们动用官仓的存粮，募集大批民工来兴修水利，浚筑陂塘。最后，朝廷只付出了10万石的储备粮，老百姓的饥荒缓解了，一批水利工程也在当年就投入了使用。
镜头二：湖南与两广相邻，是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民风剽悍，几次起义都发生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辛弃疾觉得，在这种地方，光采用强硬手段压服是不行的，必须在当地开办学校，让少数民族学习汉族文化，灌输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为此，辛弃疾在郴州宜章和桂阳军临武设立了县学，专门教育峒民子弟。
镜头三：辛弃疾在《论盗贼札子》中曾公开向贪官污吏宣战：“自今贪浊之吏，臣当不畏强御，次第按奏，以俟明宪。”淳熙七年(1180)，他辖区内的知桂阳军赵善珏上任没多久，被发现有贪占百姓租赋等行为。辛弃疾自是毫不客气地上奏弹劾，直至将他罢了官。
镜头四：当时，驻扎在湖南的官军训练差，装备弱，将校们驱赶士卒为自己干私活，长途跑买卖。倒是豪绅地主控制的“乡社”战斗力强，乡社里的乡丁，少则一两百人，多则三五百人，为豪强的利益抗衡官府，其性质类似茶商军，只是不流动。湖南的几任安抚使为此十分头疼，他们上书朝廷说，楚人历来强悍，能相安无事就不错了，朝廷只好默认。
辛弃疾一到湖南，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便着手整顿官军，严明军纪，强化训练。他治军有一套，令出必行，将校有怠慢者，杀一儆百，谁讲情都没用。他还每日披挂巡视军营，发现问题马上处理，官军的战斗力迅速提高，像一支队伍了。之后，他腾出手来整顿乡社，并不将其解散，而是限制乡丁的人数：每社不超过50名。他趁机邀请一帮地方豪强参观官军营地，亲自表演百步穿杨。豪强们一个个缩了脑袋，辛将军的大名，他们早已如雷贯耳，今日更是领教了他的威严与强硬，纷纷在乡社减员的协议书上画押签名。
由于这些“弭盗之术”的实施，湖南的治安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不过，辛弃疾一向以“将种”自命，他以为湖南之所以一再发生民变、暴动事件，跟当地武备空虚，地方军队缺少战斗力，不能进行有效的威慑和镇压也有关系。因此，湖南局面基本稳定下来之后，辛弃疾考虑仿照广东路的摧锋军、福建路的左翼军，另建一支“飞虎军”。于是，他上书奏请朝廷批准他在湖南创建一支精锐的地方军队，来维护地方的平安。
宋孝宗很爽快地下诏给他，令其“委以规画”。辛弃疾大刀阔斧干起来了，且给这支部队起了个响亮的名字：飞虎军。
秋日午后的阳光，温暖而爽朗，空气中似有回忆悄然落地的声音。在城市中隐现浮沉的是历史，是回忆，是关于市井的变迁和成长。
后人为纪念辛弃疾，将飞虎军军营所在地称为营盘街。营盘街东接蔡锷北路，西抵黄兴北路，自是长沙城繁华地带。我站在营盘街上，遥望历史深处，好似与英雄一道梦回了金戈铁马的古战场！
然而，让辛弃疾想不到的是，建军这件事情，既成为他一生中的得意之作，又由此惹出了一连串的风波，在他的仕途中埋下了致命的“暗礁”。开始时还进行得比较顺利，他跑遍了长沙城，最后看中了昔日马殷的营垒故基，他要效法马殷“上奉天子，下抚士民”，内靖乱军，外御强蕃，消灭湖南境内的割据势力。随后，辛弃疾轰轰烈烈地拉开了架式，到7月的时候，部队已经初具规模，有步军1000多人，骑兵16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