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毛泽东要求部队进一步落实三湾改编定下的各项制度。
1928年1月5日,工农革命军打下了遂川县城。不久工农革命军和袁文才、王佐的自卫军又攻克宁冈县城一——新城,全歼赣敌一个营。
两战之后,毛泽东在宁冈大陇将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为副团长(实际上由王佐带兵)。同时,成立了宁冈县工农政府。
至此,毛泽东在茶陵、遂川、宁冈三县建立了红色政权,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基本形成。
在这期间,前委机关还是随部队一起行动,龙开富挑着“整个前委机关”,毛泽东到哪,他也到哪。毛泽东爱读书,每到一地住下来,忙完了军政上的工作,再晚也要在灯下看看书。龙开富多了一个心眼:不管到哪里,就设法去找报纸或书籍。
每当他找来了书报,毛泽东大为兴奋,在清油灯下看到半夜,第二天又把作了记号的报纸,交给谭政他们看,还当面称赞龙开富说:“你收集的这些报纸,对我了解湘赣两省的政治形势很有作用!”
龙开富当了毛泽东的“书童”,自己却一个字也不识,找报纸分不清是新报纸还是老报纸,看到书籍,也不知道毛泽东要不要,见着就往皮箩里一扔挑回家,有时忙碌一天弄回来的居然是一大堆学生们的练习本。毛泽东发现了他韵这种“费力不讨好”的窘境。一日,他重提当初答应教他学政治、识字的承诺说:“小龙啊!干革命,不光要会打仗,还要能识字啊!”
“没有先生,我读不了。”龙开富说。
其实,他想去学马列主义,学政治,但不想去学文化、识字。毛泽东说:“我当你的先生,有空就和小杨、幺六一起来学识字。”
以后,毛泽东不管工作多么繁忙,都抽出时间教他和杨梅生、李根勤学文化、学政治。
时间一长,龙开富感受到在毛泽东身边的“好处”,完全爱上了挑夫、书童工作。但是龙开富学习起来,接受得比较慢,这让他很苦恼。后来,他无意间发现可以把毛泽东教的东西再转教给那些不认字的战士,反而巩固了自己学过的东西,高兴得不得了。
杨梅生和李根勤见龙开富进步飞快,也学着他的样儿,在行军途中“收徒弟”,“带学生”。谁知,没过几天,二人就挨了谭政的魁。谭政批评哥俩说:“你们和小龙不同,他的任务是负责文件、书籍,你们是负责警卫毛委员,当特务员。在行军途中,坏分子随时可能出现,你们教人家识字,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怎么办?!”
杨梅生、李根勤立即缩头了。以后,两人只在宿营休息、没警卫任务时“带徒弟”了。
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却一辈子不喜欢带枪
1928年3月上旬,前委接到中共湘南特委的指示,委任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并命令他率部向湘南行动,支援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在宜章等地发动的湘南暴动,并迎接他们上井冈山。
毛泽东下令各部到湖南酃县中村水口集结,并正式宣布担任师长之职。
一日,李根勤说:“毛委员当师长了,咋没枪呢?我找谭秘书给你领一支。”
毛泽东笑着说:“枪,我不要。还是留给战士们上前线吧!”
有一次,谭政、贺子珍和龙开富等人在一起。龙开富说:“有特务员保卫,师长可以不要枪。不过,我看马还是要一匹,哪有师长不骑马的!”
“对!”贺子珍也说,“毛委员的脚不太好,应该骑马。”
谭政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为他找了匹小黄马,让他以骑代步。毛泽东答应了。
毛泽东同意骑马了,就得有一名马夫。谭政为他物色马夫,相中了穷小子黄达。
黄达为人忠厚、老实,谭政决定由他来当马夫,专门管理毛泽东骑的小黄马。他把黄达找来说:“毛委员身边少一位马夫,请你来当饲养员,喂马。”
有人称呼黄达“马夫”而不是“警卫员”,黄达很不乐意,为此还哭了鼻子。毛泽东知道后说:“挑夫,马夫,都是分工不同,工作没有贵贱,都是我的警卫员!”
毛泽东又说:“小杨、幺六还有小龙、小黄的工作都很重要,我看能不能编成一个集体,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有条件的发展为党员。”
谭政说:“那就把他们编成一个警卫班吧。”
毛泽东同意了,并且特地交代说:“小黄也列入警卫班编制。”
谭政把这个消息告诉黄达:“毛委员同意你也叫警卫员了!”黄达高兴地笑了。
黄达当了毛泽东的警卫员后,对工作尽心尽职,小黄马被他喂得很好,战士们也很喜欢他。
因黄达身体单薄,还常流口水,毛泽东很关心黄达的身体。黄达见着毛泽东解释说:“请毛委员放心,咱穷人的身体不会有病。我这辈子能当上红军,为毛委员喂马,就很满足,该谢今谢古,谢天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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