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老警卫员们被毛泽东派去学习或到战斗部队
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和警卫班冒着风雪严寒，来到了陕北最大的商镇——瓦窑堡。
毛泽东和警卫班住在临近中山街的陕北边区银行的院子。院内有四孔窑洞。大家打扫了西南角的两孔窑洞，一孔作毛泽东的办公室，一孔作他和贺子珍的宿舍。
这时侵华日军已经差不多占领了中国半壁河山。面对日本人在华北的疯狂侵略和战争叫嚣，蒋介石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为此，党中央在8月1日曾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由于日军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全国的政治形势处于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关头，为此，毛泽东及时提出：“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培养干部，成为主要的一环。”为了适应这个转变，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有马列主义水平的干部。
1936年春天，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傅钟来到毛泽东的窑洞，谈起了红军大学招收学员的事情。
在谈话中，陈昌奉站在旁边。毛泽东看了他一眼，沉思了一会儿，对傅钟说：“我们总部有一些老兵，都是经过长征考验过的好同志，把他们送到你那里学习好不好？”
傅钟连声说：“欢迎！欢迎！”
陈昌奉以为毛泽东只是随意说的，并没在意。谁知几天后一个早晨，他给毛泽东打了洗脸水，正要出去时，毛泽东忽然叫住他说：“陈昌奉，送你到红军大学去学习，你高兴吗？”
陈昌奉没马上回答，心却突突跳起来，自己从小就给地主放牛，没读过书，跟在毛泽东身边认了一些字，但没上过学，现在他要像父亲一样送自己上学，自然十分想去，可一想去学习就要离开他，又怎舍得离开呢？毛泽东见陈昌奉沉思不语，又问了一句：“想通了吧？”
“我，我还是不去，主席！”陈昌奉断然地说。
“为什么呢？”
“没什么。就是不愿离开你！再说，跟着你还不是一样学习吗？”陈昌奉说。
毛泽东走到他面前，把手轻轻搭在他的肩上说：“你坐下。”自己也坐了下来。然后，他温和地说：“你看，我们的根据地一天天在扩大，各种工作都需要干部，需要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你跟我五六年了，没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现在应该到学校系统地进行学习。学习好了以后，出来为党更好地工作，我也很高兴。你说对吗？”
说完，毛泽东看着陈昌奉，等他回答。
“可是，我走了，你的生活怎么办？”
毛泽东笑了，告诉他说：“那没有问题。你走了，组织上会派别人来接替你的工作。”
就这样，陈昌奉去学习的事就算定下来了。
毛泽东送给他两个本子和两支黄杆长城牌铅笔说：“这是给你学习用的。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休息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玩。”
陈昌奉没有说话，含着眼泪，拿着本子和铅笔就跑了。
就这样，陈昌奉去了红军大学。
不久，警卫班的黄亚堂、王七九、曾先基等人，组织上也做了安排，不是被派去红军大学学习，就是派去战斗部队，担任排长、指导员。
随后，有关部门从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等部门选调了李久长、白海山、肖仲曾三人进入毛泽东的警卫班，其中李久长为班长。
在此之前，政治保卫大队到达吴起镇后，吴烈等人随邓发、黄克诚等人去红15军团参观，随后留在该军团第78师工作。12月中旬，政治保卫大队在陕北张村驿改编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营，龙开富出任营长，下辖4个警卫连。
毛泽东一行化装成生意人，要去做一桩秘密的“大生意”
193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为促进抗日运动高涨，红军主力打到阎锡山缵治的山西去，进行东征。
在东征出发前，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负责后方工作的周恩来把西北局保卫队选调过来，改编为警卫连，随毛泽东出征。为此，他与警卫连连长魏文建专门进行了一次谈话。
周恩来说：“这次东征，山西境内有十几万大军拦阻我们的抗日去路，沿河一带的深沟高垒，日夜都有敌兵把守。这次主席一路，只有几百人，他的安全就交给你们警卫连了！”
“我会想好如何保护主席的。”魏文建说。
接着，周恩来明确地对魏文建提出要求说：“主席每到一地，你都要先看好地形，派出警卫；主席住处周围要布好明岗和暗哨，确定好抵抗线，一旦有战斗，警卫连就能马上进入战斗。”
魏文建表示说：“请相信我们警卫连！”
周恩来放心了。
红军出动了。蒋介石闻讯，急忙派出10个师前去协同山西“土霸王”阎锡山对红军进行拦路堵截，一时之间，山西境内烟尘滚滚。
1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毛泽东带着一百来号人马，向着延长东北方向的清涧出发了。魏文建率警卫连沿途布置了警戒。毛泽东身边只有一个警卫班、秘书黄有凤、几个机要员和一部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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