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拿出一块银元作为酬劳说：“耽误你干活了，算是我的一点谢意！”
老乡怎么也不接，说：“送你一下就收你一块银元，我成啥人啦！”笑了笑，就要走了。
毛泽东追着问了他的姓名，然后感激地说：“等我落实了地方，就来信给你。”
毛泽东到了离铜鼓县城不远的地方，因没有介绍信又被义勇军抓了，不过这次他倒是不怕了。
他被押到了义勇军负责人陈知峰的面前。陈知峰问道：“你从哪儿来的，叫啥名字？”
毛泽东回答说：“我从安源来，名叫毛泽东。”
“啊！”陈知峰惊叫了一声，赶紧给毛泽东松绑。
“嘿嘿，大水冲了龙王庙！”陈知峰不好意思地说，“弄错人啦！”
毛泽东说：“我这是第二次当在押犯！”接着，讲述了自己在浏阳张家坊遇险的情况。
众人听完，叽叽喳喳，感叹一番“好险，好险”。但年轻的义勇军们谁也没想到应该给毛泽东配备卫兵，以备下次不测。
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毛泽东没忘记那位救他的打柴人，多次打听并去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不忘旧情，多次给老汉写信，称他为“救命恩人”。一次，湖南省委一位干部给他送去毛泽东的信时，老汉一个劲儿地责备他说：“当年毛主席去发动秋收起义，干这么大的事，至少也得带一个连的卫兵队，咋身边没一个人？你们太大意了啊！”
毛泽东去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战士们不认识他，总是强迫让他做挑夫。毛泽东终于有了一个警卫员
因为路上遇险耽搁，毛泽东到达铜鼓第3团团部时已是9月10日。秋收起义已经于前一日按时发动了。
毛泽东决定第3团马上跟进，他随第3团官兵们出发。
第3团没放一枪，就顺利地占领了白沙市。谁知第1团并没按照计划前来进攻浏阳，师部率领特务连和第1团三个营而是去攻打湖南平江了。在这一路部队中，值得一提的是特务连。
毛泽东没有警卫员，但并不是整个起义部队都没有警卫部队。随师部和第1团一起战斗的师特务连，就是专门负责保卫师部的。
这个连是师长余洒度“收编”过来的农军——由罗荣桓从湖北带过来的农民自卫军。
余洒度从第1团抽调了四五十名老兵作为骨干，将当时罗荣桓领导的农军编为师部特务连，并派原警卫团的一名排长谭希林任连长，叶重开任副连长，罗荣桓仍担任党代表。师部还给特务连补充了一些武器。因为枪支少，罗荣桓只领到一口系了红缨的大刀。于是，这支通城、崇阳农军汇入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洪流。
由于种种原因，秋收暴动进攻浏阳城的计划夭折。而平江这一边的第1团也被突袭，当即被打垮。
9月17日，第1团转移到排埠一带，与在此等候的毛泽东率领的第3团会合一起。
随后，毛泽东和卢德铭决定休整一天。在此期间，部队略微进行了调整，第1师特务连连长谭希林调第1团第1营当连长，特务连连长由浏阳县工会主席朱建胜担任。因为尚未在连队建立党代表制度，罗荣桓改任师部参谋，仍随特务连行动，与朱建胜共同指挥特务连。
特务连主要负责保卫师部和前委的安全，余洒度等人原本有警卫员，但毛泽东仍没配备专门的警卫员，身边也没有勤务兵，还是“光杆司令”。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卢德铭率部到达文家市，又与浏阳城失利败下来的第2团余部会合。起义部队原本有5000余人，三个团先后受挫，只剩下1000余人。官兵情绪十分低落。
罗荣桓率领的特务连也只剩下七八十人，随师部驻迸文家市后，在西头的里仁学校负责师部警戒。
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召开扩大到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
这天正好是第1团警卫班战士杨梅生在门口值勤。毛泽东步入会场时，杨梅生一见是不认识的陌生人，立即拦住说：“在外面等着！”
毛泽东说：“你去告诉陈浩，我姓毛。”
杨梅生跑进会场，报告第1营营长陈浩说：“门口有个姓毛的找你。”
陈浩听了，快步走出会场，然后把毛泽东介绍给杨梅生说：“这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
杨梅生马上向毛泽东行军礼，表示歉意。毛泽东没说什么，急急进了会场。
在前敌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再去会攻长沙已不可能，建议部队改变原进攻计划，另找出路。谁知当初没去会攻浏阳城的余洒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毛泽东说：“攻长沙已经毫无把握，还去硬碰硬，就要吃亏。为了保存实力，应退据萍乡，再图发展。”会议做出了“向萍乡退却”的决定。
开完大会，部队从文家市向着萍乡方向出发。
按照罗荣桓等人探明的路线，部队到达上栗市后，准备按师部计划折而向南，过萍乡进入江西莲花县。谁知才到上栗市，就听人报告说：“我们听人说，萍乡街上和车站都驻了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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