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重庆述职，孙将军都感到很无奈，颇有岳武穆当年被莫须有罪名陷害的苦闷。于是，他就经常到要好的同学家中谈谈心，才好一展愁眉。
冰心和其丈夫吴文藻都是与孙立人一起乘坐同一条船到美国留学的同学，吴文藻和孙立人还是清华同窗。所以，孙立人每次到重庆，都成为吴府的常客。
据冰心回忆，“所谓述职，就是向蒋介石解说‘同胞’们对他的诬告。他不是‘天子门生’，不是‘黄埔系’，总受人家的排挤。”
即使遭受太多的陷害和冤屈，孙立人将军也不会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勾心斗角的内耗上，现在的民国政府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他在心中又不是不清楚。但毕竟还没有到社会改良的时候，只有加紧时间驱逐出了日本侵略者，统一中华，那么明日的中华将会是一个世界强国！孙立人在心中暗道。
五、孙立人反对“华兵美将”，对史迪威说，我们宁愿战死沙场，也不会做美国的殖民军
史迪威是一个正直的人，又比较直肠子，有一说一，他对蒋介石的腐化和对前线的乱指挥不满，曾多次和老蒋大吵大闹过。他觉得中国远征军司令官罗卓英“终日绕室彷徨，对于军队之教育训练毫无办法”，提出要求要老蒋撤回罗卓英，就签发了一份公函。另外，史迪威认为中国的多数军官都是吃喝嫖赌、喝兵血，临打仗时，都是让士兵卖命，自己贪生怕死。所以，史迪威在公函中提出明确要求：在新训练的中国驻印军中，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由美国军官担任。
他签好了公函，对美军侍官说：“把这封公函以电报拍发和公函交送的方式给在重庆的‘花生米蒋’吧。”
“是的，司令官阁下。呵，花生米挺形象的。”美军侍官笑着，领命而去。
考虑到大批的美援和美式装备，蒋介石同意了史迪威的第一个要求，答应撤回罗卓英，改派性格温和、擅长交际的郑洞国出任新1军军长，根据重庆军委会的指示，郑洞国赴印的主要使命是：协调盟军人员同中国官兵的关系，团结部属，维系部队士气，确保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同时，要有理、有据、有节地解决好史迪威提出的第二个要求，绝对不能让美国佬控制了中国军队的兵权。
郑洞国，1903年出生，比孙立人还年轻3岁。但在孙将军毕生之中，他只承认敬佩两位老领导，一位是宋子文，另外一位就是这位比自己还要年轻的第一任新1军“老军长”郑洞国。
虽然郑洞国并不具有长者的年龄，才刚刚40岁，但是他堪誉为“长者”的，是他宽厚的胸怀，博大的气度。郑将军是黄埔一期学生提前毕业，1926年7月，23岁的郑洞国担任营长，随部编入东路军参加北伐，在攻打永定的战斗中，率1营官兵担任主攻，他灵活指挥，奋勇作战，仅激战半日便在后续部队支援下攻破城池，将孙传芳的福建督办周荫人打得落荒而逃，连周荫人尚有余温的大衣也被缴获。
郑洞国自东征以来，身经百战，既曾以连营官佐之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亦曾以师旅将领之威亲临火线督阵指挥，除台儿庄“银元”之险外，从未挂过彩，“福将”之名，当之无愧。
何谓台儿庄“银元”之险？那是郑将军参加与日军的台儿庄作战时，一发炮弹呼啸而来，就近炸开。郑洞国猝然无防，只觉得左胸被重重一击，几乎跌倒，幸亏两名卫兵将其扑倒，并以身相护，方才未让纷飞的弹片击中。郑洞国满以为身上挂了彩，过后才发现左胸衣袋上仅划了一个破口，除袋内一枚银元被弹片击弯外，自己居然毫发无损。没想到一枚银币竟救了他一命，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抗战期间，郑洞国三为军长，转战长城内外，长江上下，勇挫敌锋，数次歼灭大股日军。
当时中国军队与美国史迪威方面之间的关系甚为紧张，美国人傲慢的做法和对中国的无礼令中国军队的官兵们很是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