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还拿出20美元，以表谢意。孙立人和齐学启坚辞不受，这又让宋子文对两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1927年8月，孙立人奉政府令，以私人名义，赴欧洲考察军事，9月到英国，10月到法国，11月到德国、丹麦，1928年1月到达瑞士，2月到奥地利、捷克，5月到俄国。
长途旅行，孙立人见识了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亲历了社会主义国家，感受了中国的种种不足和落后。他认为中国必须猛醒，否则将被时代抛得更远。他希望中国人不要像鲁迅所指出的那样，心理上仍自高自大，唯我独尊，不讲求实际，鄙视外国的物质文化成就。
旅行使他更强化了国内军人所没有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与国内军人在思想观念上迥然不同。
五、蒋介石觉得面似书生的孙立人身上有一种活力与生气，敢作敢为，有冲劲，很像年轻时的自己，觉得孙立人可堪大用
1928年6月，孙立人完成了军事考察任务回国。父亲问他是干所学专业土木工程，还是干军事。孙立人毅然说：“现在国家正需要我，当然是干军事。”父亲说：“你干军事，我与安福系有关系，在北洋政府做事多年，任过安徽省督察署署长，浙、苏、闽、皖、赣五省烟酒专卖局局长，认识的人多，要不要我替你写封介绍信，你都不认识哪！”孙立人天生鲠骨，只愿靠自己，他说：“不要，我一个人闯好了。”
孙立人曾去拜访父亲的好友许世英，许世英对孙立人说：“当今有两位将领可以去报效的，一是蒋先生，一是冯先生，你愿投哪位？”孙立人说：“当然是蒋先生。”
当时，孙立人的同学陈崇武，是孙立人在清华打球的伙伴，平时两人无话不说，像亲兄弟一样，他叔叔是革命军的一个军长，在长沙要成立一个骑兵团，请孙立人去。孙立人于是就到长沙去了。到长沙后，孙立人住在陈崇武家里，没事就到体育馆打球。孙立人曾问陈崇武他叔叔做什么，陈崇武说他的部队属国民革命军，他的骑兵团没兵没马，只有一百多个马鞍子，是支空头部队。
孙立人一等两个月没消息，就对陈崇武说：“我这样耗尽时间，还是到南京看看有什么机会。”
孙立人到南京后，依然是举目无亲，倍感艰难。后听人说日本士官出身的方鼎英不错，于是就去向方鼎英自荐。恰好方鼎英不在，由一个参谋长来见孙立人，他问孙立人的来意，孙立人说：“听说革命军北伐，我来投效。”参谋长见孙立人书生气很浓，不像能扛枪打仗的样子，就说：“老兄，你干什么要当军人呢？太可惜了。便是当大兵，一下子牺牲掉，太可惜了。”孙立人马上说：“我有这个志愿来，还怕牺牲？”参谋长说：“老实说，我们不敢用。”孙立人感到非常失望，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投身军队，为国家训练一支真正能保国卫民的军队，现在当一个军人都不易，更谈不上施展抱负了。
就在孙立人一再受挫的时候，机会来了。孙立人的一个同学被邀为中央党务学校军训教官，他不愿前往，见孙立人尚未找到差事，就推荐孙立人代替自己，孙立人也正感闲着无聊，就去了解一下情况。中央党务学校的前身是1926年陈果夫代理组织部长时创办的党政训练所。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陈果夫又与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磋商、报蒋介石批准，将党政训练所扩大为中央党务学校，不久又改称中央政治学校。该校由蒋介石任校长；陈果夫先后担任该校的总务主任和教育长，掌握实权；谷正纲为训育处副处长。
该校的办学目的正如陈果夫所说：“为全国培养县政人才。由县长可升为厅长，逐渐将全国各级政府机构抓到国民党手里。”陈果夫希望这所学校能像黄埔军校在军事系统中的作用一样，学校实行军事管理制度，对学生的思想控制十分严密，对有进步思想或不愿听国民党摆布的学生，动辄处分、开除。总之，中央党务学校集中体现了蒋介石一党专制的统治。此时蒋介石正积极推行党务军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