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中华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的时刻，1936年11月22日深夜，在上海却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爱国冤案：著名的爱国救亡团体——“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突然分别在住所被上海市公安局会同租界巡捕房逮捕。不久，这七位爱国领袖被移押苏州，由江苏高等法院审理。此案延续多日，引起全国人民强烈的抗议，成为著名的“七君子案”。
“救国会”是在1936年5月成立的一个著名爱国救亡团体。自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吞并了中国东北以后，接着又制造了伪满洲国，妄图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日军从东北继续南下，强占了热河，控制了内蒙古，并向华北与上海等地进行武装进攻，制造了一个接一个侵略挑衅的事件。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但南京国民政府却一味退让，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与“不抵抗”的反动政策。所有这一切，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深深的忧虑与极大的愤怒。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1935年年底，北平爆发了如火如荼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全国各地热烈响应。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基础上，1936年5月31日，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著名爱国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该会高举爱国救亡的大旗，发表了《宣言》与《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一致对外，抵抗侵略，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救国会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与反对内战的活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但同时也遭到了南京国民政府中一些人的忌恨。1936年10月底，南京政府当局认为抓到了证据，遂下令于11月22日深夜逮捕了救国会的七位领袖。至于宋庆龄、何香凝，因为她们特殊的身份与崇高的威望，南京政府未敢抓他们。
“七君子”被捕后，在国内引起极大的反响。不仅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各界爱国团体、爱国人士群起反对，就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层的许多有识之士也认为欠妥。于右任、孙科、冯玉祥等20多人致电蒋介石，要求“慎重处理”。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亲自飞往洛阳见蒋介石，要求释放“七君子”。国外华侨与西方国家的一些著名人士也纷纷致电南京政府与蒋介石，表示对“七君子案”的抗议与声援。但这些正义的呼声均为蒋介石拒绝。不久，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囚禁了蒋介石，通电全国，再次要求释放“七君子”。南京政府方面在谈判中答允了此项要求，但在蒋介石获释回到南京后，仍坚持要对“七君子”提起公诉。
“七君子”在狱中一边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一边不放松学习与工作。邹韬奋写作回忆录《经历》，王造时翻译英国思想家拉斯基的名著《国家论》，章乃器写《救亡运动论》，沙千里写《七人之狱》，沈钧儒与李公朴每天练习书法。沈钧儒还将自书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悬于狱中壁上。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两次请杜月笙、钱新之出面调停，称只要七人出具悔过书即可交保释放，被沈钧儒等严词拒绝。
1937年4月5日，南京政府检视厅的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对“七君子”提起公诉，罗织了他们十条罪名。“七君子”依法延请上海、苏州两地著名律师21人，组成强大的辩护阵容，写出2万多字的《答辩状》，并在《申报》、《大公报》上公开发表，批驳《起诉书》对他们的控告。1937年6月11日与6月25日，苏州江苏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对“七君子”审判。“七君子”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在法庭上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斗争。最后，审判长只得宣布暂时退庭评议。在6月25日第二次开庭这天宋庆龄等16位知名爱国人士为了声援支持“七君子”，发起了救国人狱运动，到苏州监狱表示要和“七君子”一同坐牢，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反响，使南京国民政府狼狈不堪。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很快迫近苏州与南京。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江苏高等法院裁定，具保释放“七君子”。七君子才于当天同时出狱。又过了一年多时间，在1939年1月26日，已内迁到四川重庆的国民政府，由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宣布撤回对“七君子”的起诉。至此，“七君子”爱国冤案才最终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