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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20日上午，重庆各界二十余团体在较场口广场隆重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大会。政协代表周恩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章伯均、张君劢、邵力子等人也应邀参加。重庆的教授学者和各界名流汇聚一堂，欢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会的群众有一万多人。人们情绪之高、会议规模之大，在当时是罕见的。

庆祝大会定于九点半开始，但八点刚过，大会主席团人员尚未到达，国民党御用组织——重庆市农会的常务理事刘野樵、重庆市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重庆市商会代表周德侯等，纠合特务打手七八百人，提前进入会场。以二十多人为一组，分三十个组，分布在主席台上下四周，还拉来一个未经大会聘请的军乐队坐在主席台上。刘野樵、吴人初等人跑上主席台，气势汹汹地向筹备会工作人员索取“主席团”标志，霸占讲台。

大会总指挥李公朴一到，刘野樵就提出大会部主席的问题，同李纠缠。李公朴回答说待主席团人员到齐后商量。章乃器走上讲台后，刘又上去章寻衅滋事。正争论间，刘野樵身边窜出几个打手，对章乃器破口大骂，并动手打章。这时，事先安插在台上台下的特务打手齐场吆喝：“开会，开会！”刘野樵、吴人初等趁势抢走扩音器。李公朴、施复亮怕事态闹大，忙出面劝解，与刘野樵商量总主席人选。章乃器提出筹备会推定的是李德全，刘野樵、吴人初两人却互提对方为人选，制造事端。正在争执不下时，市商会的周德侯趁机用扩音器叫嚷：“我们选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会代表刘野樵担任总主席”，接着强行宣布开会、奏乐、唱国民党党歌、读总理遗嘱，让刘野樵讲话。

面对刘野樵等人的极端无理取闹，李公朴、马寅初、章乃器等当即严词抗议，站在台上的施复亮忍无可忍，大声向台下宣布：“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讲话。” 不料李公朴刚走到台前，即被蜂拥而上的特务打手包围，一顿拳打脚踢，顿时台上台下秩序大乱。分布在主席团四周的特务暴徒趁机捣乱，大打出手。

李公朴被扯着胡须，踢到主席台下，头部被铁尺打伤，血流不止。郭沫若赶紧上前护住李公朴，斥责暴徒，但也遭毒打，不但眼镜被打落，而且左额和左胸受伤。马寅初被暴徒打成重伤，马褂被剥去，连文稿也被抢走。施复亮被特务追打到附近一家小杂货店内，幸被胡子昂开车救走。年近七旬的沈钧儒亦受暴徒攻击，在十多个青年、记者的护卫下，被前来参加大会的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驱车送回。当时在李公朴、陶行知身旁的《新民报》记者邓蜀生、姚江屏，《大公报》记者高学逵，《商务日报》记者梁柯平，因劝说不要动武，也遭毒打。与此同时，台下的特务打手对参加大会的中国劳动协会的队伍也不放过，见人就打，劳动协会职员陈培志等人身受重伤。尽管到会群众竭力维持会场秩序，但由于这些家伙事先就准备了铁条、砖头，蓄意制造事端，到会群众当场负伤和失踪的就有六十多人。

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到达会场时，特务们已经大打出手，会场一片狼藉。目睹此状，周恩来不胜悲愤，连声斥责特务的流氓行径。在这种情形下，筹备会原推定的主席团成员和邀请到会的代表只好纷纷退场；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到会后，也深表遗憾，自行离去。

最后，会场上只剩下两三百名特务与打手。刘野樵伪装受伤，周德侯冒充代理主席，盗用大会名义，从台下拉了一个特务冒充民众代表上台讲话，大肆污蔑攻击政协决议，然后通过所谓《宣言》。接着，刘野樵拉了中央社和《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新蜀报》的几个记者串演一出所谓的“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刘野樵竟倒打一耙，捏造说他们是受伤者。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较场口血案。

政协代表于当日晚举行紧急会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质问。11日下午，庆祝大会筹备会又举行会议，决定向蒋介石提出抗议。重庆的《新华日报》、《新民报》等各报，均著文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挑衅行为。全国各地的民主人士也纷纷通电抗议国民党特务暴行，要求惩办凶手。

1946年3月25日，林森路重庆地方法院第六法庭审理较场口事件。郭沫若、李公朴在事发后随即控告刘野樵等人殴打伤害罪，而刘野樵等一伙声称他们是被打伤者，居然也提出自诉。双方既是原告，又都是被告，在民国时期的法院审判史上，恐怕也是破天荒的事情。在法庭上，郭沫若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义正词严地控诉了国民党暴徒的血腥罪行。审判结束前，庭长龚尊一表示，你们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这一案件法院解决不了，建议通过政治途径调解。郭沫若、李公朴等人当然是社会知名人士；但刘野樵等人则是国民党反动派所雇用的打手，竟也被冠之“知名人士”的头衔，真是奇闻一则。

轰动国内外的“较场口事件”，由于主谋者就是国民党本身，当然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