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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初，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内战的乌云重又笼罩在人民头上。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召开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最后发布了停战令，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然而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悍然调动上百万大军，蓄意发动全国内战。

1946年5月，在内战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决定领导上海人民开展一次要求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活动，以揭露蒋介石集团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5月中旬，在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领导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市学生和平促进会”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请愿团，推举马叙伦（前南京政府代理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胡厥文（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阎宝航（大明公司总经理、中共地下党员）、雷洁琼（东吴大学教授）、陈震中（圣约翰大学学生、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中共地下党员）等11人为代表，马叙伦为请愿团团长，代表广大上海人民的心声，赴南京请愿。

他们定于5月23日启程。为了欢送上海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中共中央上海局事先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上海150多个团体代表发动各界群众达10万人进行欢送。23日上午8时左右，代表们来到上海北火车站，欢送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人山人海，他们手持各处小旗、标语和漫画，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广大人民真诚地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激昂情绪，深深地鼓舞了请愿团代表。饱受战争苦难的人民是多么渴望和平啊！他们肩负着多少人的殷殷重托。前来送行的知名人士有陶行知、许广平、周建人、叶圣陶、田汉等人。欢送群众接着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示威游行。

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在离开上海前往南京的过程中，遇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种种障碍。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叶秀峰在获悉上海各人民团体酝酿赴南京请愿时，就指示中统局上海特派员季渊博要设法破坏请愿团。同时电告中统局江苏调查统计室主任季璞，如果请愿团来南京路过镇江时，要设法阻拦，迫其折回上海。果然，当请愿团所乘列车到达镇江时，事先布置在车站的一大批特务蜂拥而上。他们打着“苏北难民代表”的旗号，声称“欢迎”代表下车发表演讲。代表们看穿了特务的花招，同他们展开说理斗争，旅客也纷纷谴责“难民”的捣乱行为。特务们见无计可施，只好灰溜溜地下车离开。

当天下午7时左右，请愿团所乘列车才驶入南京下关车站。早已等候多时、麋集在车站的一群国民党特务和一批“苏北难民”，在中统特务陈叔平的坐镇指挥下，待代表们下车后就一拥而上，将代表们团团围住，分别拥至候车室和西餐厅。他们开始时向代表们提出一些有意寻衅的问题加以纠缠；继而大嚷大骂，不让代表出站，要他们滚回上海去；进而凶相毕露，对被围困在候车室里的代表们大打出手。团长马叙伦，代表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都被打伤，其中陈震中伤势最重，昏迷不醒。雷洁琼的手提包、手表和眼镜也被暴徒抢走。当时被打伤的还有前来欢迎请愿团的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叶笃义和进行采访的《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在请愿团代表被围打长达五小时之久的过程中，负责维持车站治安的宪兵、警察却袖手旁观、置若罔闻，甚至回避现场，不知去向。直到暴徒们打伤代表后，才有一批宪兵开到现场，把全体代表用一辆大卡车送到中央医院。

下关惨案发生后，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及成员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于当日深夜赶往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周恩来激动地握住代表们的手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随后，冯玉祥、沈均儒、邵力子、罗隆基等和南京各界人士也络绎不绝地到医院慰问受伤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上海各界人民纷纷发来慰问电，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卑劣行径予以强谴责。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周恩来在国、共、美三方会议上，就下关事件郑重提出报告，并发表备忘录，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彻底查明事件真相、惩办凶手、保障民权。

马叙伦等几位代表被打伤后，请愿团的活动并未停止。25日，有关代表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赴京请愿的目的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制造下关惨案的罪行。27日下午，全体代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向他递交了上海人民的请愿信和请愿团的备忘录，表达了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和平的愿望，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援助蒋介石打内战。

下关惨案擦亮了人民的眼睛。它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坚决与人民为敌及假和平、真内战的本来面目；也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国内的和平民主，不经过与反动派的坚决斗争，是难以获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