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穿要求颇高，量体裁衣，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不像母亲，做衣服总是要求大一号，预防天冷，好在里面多加几件。我和哥哥一般是没有新衣服的，都是拿父母的旧衣改制，即便是改的我也喜欢。那个缝衣服的师傅和他的媳妇都是心灵手巧之人，他们会在我的衣服上缀上荷叶边和蝴蝶结。那些不能洗去的污渍和烟烫的洞洞，裁缝媳妇都会打上个花补丁，那花补丁打得别出心裁，或是葡萄串，或是小花猫。每次轮到给我做衣服的时候，从裁缝师傅给我量尺寸起，我就会守在缝纫机旁，连声催促，好了没啊，可以穿了不？或是在裁板下给裁缝媳妇捡零碎布头。我钻进钻出跑上跑下，猴急猴急的样子，总会招来裁缝和他媳妇的呵斥。裁缝说，嘿，小丫头片子躲远点，小心我把你的手指缝进去了；裁缝媳妇说，哎哟，您走开点，裁板都快被您顶翻咯。奈何不了的时候，裁缝媳妇就会提高嗓门嚷嚷，麦先婆，您看您这个孙女儿，把做夹袄铺的棉花全薅散了，您来管管。奶奶应声而出，管管的方式就是把我从裁板下拖出来，在屁股上打俩巴掌。她打我，我便打她。我打她，她就会呼天抢地地唤我母亲，慧玉，慧玉，你来看看你娇的儿，敢还我的手了。母亲一出来，朝我一瞪，我就蔫了，灰溜溜顺墙角找我的小跟班去了。裁缝媳妇挤眉弄眼地说，我道这妮子天不怕地不怕呢，还是有怕局的嘛。奶奶说，没点怕局得了，早上天称王去了。
小时上学，成绩不好，无论老师讲什么于我都像听天书，总想着逃学，可父亲从没有让我得逞过一次。我装过病，一大早的我便嚷嚷着头疼发晕，父亲拿头往我额头上一抵，说，不烧。又摸脉，说，脉象也好，不像有病，装的吧。我顿时双颊发烫，我忘记父亲年幼时跟爷爷学过些医道的，虽不精，但普通的头疼脑热还是能诊治的。父亲看我红着脸不说话，微微一笑说，带病上学的话，可以享受到一块鸡蛋糕。看在鸡蛋糕的面子上，我赶紧穿衣起床。
六月天里好不容易早晨下场瓢泼大雨，家里雨具少，只有一把花伞，那是父亲的专用。再就是一件雨衣，母亲说哥哥大了，知道要好了，雨衣是要给哥哥穿的。轮给我的便是母亲雨天下田的斗笠和蓑衣了，那劳什子我是断不穿的，一见母亲拿出蓑衣来，我便在地上打滚，哭道，不穿野人的衣服。母亲说，外公织得这么好的鬃毛蓑衣怎么是野人的衣服呢，妈妈还穿呢，妈妈难道是野人？但是不穿就是不穿，母亲没法，只得去隔壁给我借，但隔壁家比我家还穷，借的伞一撑开，像踹翻的鸦雀窝一样，我自然也不肯打，眼看着我又要倒地了，父亲拉着哥哥逃也似的出了门。我哭喊道，我不去上学，不去上学。父亲在竹园里回道，不去上学试试，老子把你的腿给你打断。我犟不过父亲，便向母亲求援，可是在这件事上，母亲的态度比父亲还要强硬。母亲说，下刀子也要到学校去，不读书将来有什么用。奶奶在一旁叭着烟，不紧不慢说，不读书也行，明年给你捉头猪回来。我说，呸，我不读书，我也不喂猪。母亲好说歹说才把书包哄到我的肩膀上，我打着那把烂伞，穿着母亲如船一般的雨靴，一路哭到了学校。
教我数学的是位胡子都白了的老教师，说是从街河市向上中学调来的，也就是次勋舅爷爷创办的那个学校。姓哈，戴着眼镜，上课前就站在教室门口叭烟弹，直到上课铃响，他才掐掉揣兜里走进教室。我很怕他，听母亲说他坐过牢。在我看来，坐牢的都是杀了人的，是坏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打成了“右派”才坐的牢，并不是坏人，更没杀过人。
令我惧怕哈老师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教我数学。我对数学很恐惧。小学三年级了，十以内的加减法都得靠掰手指。光一加一减还能勉强应付，如果再一乘一除，还打个括号，我就彻底晕菜了。读一年级时每逢上数学课，我总是惶恐地趴在窗口喊父亲救命，现在再喊让人看笑话。看起来这个哈老师是个顶不好说话的人，他待我极严，总喜欢点我回答问题，我不举手他也点，完全不遵守规矩。这不得不令我在他的课堂上时刻保持警醒，精神高度集中，不敢走神半刻。他惯用的法宝就是“猜题回家”，所谓“猜题回家”就是每到放学时，他就夹着作业本进教室。作业全对了的同学可以回家，错了的就留下来，留下的同学一个个去他那里猜测是哪些题做错了，猜错了就要挨打，猜对了还要把对的解题方法演算一遍才可以回家。我就属于经常被他留下的人。他的竹条子我不知挨了多少次，手都被他打肿，连筷子都拿不住。但全家没一个人可怜我。他们看我哆嗦着用筷子，龇牙咧嘴疼痛的样子，他们就会说，打得好！还说要提鸡子给哈老师吃。所以对他的作业我不敢不上心，不敢不认真，期末考试，数学从未及过格的我破天荒地竟考了个九十分。母亲连连感叹道，公办老师就是公办老师。
我问，什么叫公办老师？
母亲说，公办老师就是国家干部，是吃皇粮的老师。
我问，那爸爸是不是公办老师呢？
母亲说，你爸爸不是公办老师，他是民办老师。
我说，我爸爸是校长呢，校长怎么不是国家干部？哈老师还服爸爸的管呢。
母亲不耐烦地说，哈老师一个月四十块钱的工资，你爸爸一个月二十块，人家比你爸爸多一倍的钱，你爸爸的工资是村里给的，哈老师的工资是国家给的。
我顿时为父亲的身份感到难过，他的体面与光鲜是附着的，没有根基，民办老师，一听就给人灰尘扑扑的感觉。那一刻，我有些失落。身为校长的父亲实际上就是一位农民。
次日里与我那些小跟班们玩，都不敢太嚣张。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哥哥便告诉我，腰店子小学的转正指标下来了一个，爸爸可能要转正了。我从草垛上“吱”一声溜了下来，说，真的吗？哥哥说，我是昨天晚上听爸爸跟妈妈讲话才知道的。我说，昨天晚上他们讲话了？我怎么不知道。哥哥说，你哪天夜里睡得不是鼾是鼾屁是屁。这倒是的，好几个晚上，我明明是跟母亲一起睡的，可是醒来后总发现是在父亲的怀里，有时候他们连床都给我换了，我都不知信。
不过，这真是个好消息，父亲终于要成为国家干部了。我又开始得瑟了，又开始霸气外露了，我组织那帮跟屁虫们玩“扮皇帝”，皇帝当然是我了。我命他们到堰里采荷叶，在荷梗上插一根抽了穗的芭芒秆戴在头上，这便是顶戴花翎了。我贵为天子，装扮自然繁复些，不光有荷叶，还有一串串藕断丝连的荷梗，还有荷花。我端坐在草垛旁举行登基仪式，臣子们口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父亲回来了，问坐在门边吸烟弹的奶奶，莺妮子呢？一个暑假我看她就没一天落屋。
奶奶说，她现忙着南面称帝呢，还落屋？你去问她还知道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不等她把姓玩忘记了。
父亲在门口叫我，我的臣子们却大力纠正我父亲，说，不准叫莺妮子，要叫皇上。
奶奶顿时喷出一口茶来。
父亲呵呵大笑，说，那朕还是太上皇呢。
父亲给我十块钱，让我赶趟集，去镇上割斤肉，买些卤猪头肉回来，还吩咐奶奶烧水杀鸡。我问为什么，父亲说，晚上有客人来吃饭。
从那次以后，我们家隔三差五就会来些客人。听母亲讲这些客人大多是周边学校的公办老师，还有一些是教育组的人，是可以帮父亲说上话的人。那段时间，我们家总有人捎些野鸡、野鸭、麂子、野兔之类的野味过来。夜里，这些做好的野味就会被奶奶或者母亲装在耳锅里，摆在堂屋一角的煤炉子上，煮开后，那个鲜香，可以绕梁三日。客人来齐后才开饭，但是奶奶、母亲、哥哥和我都不入座，四人在厨房里就些腌菜，或是拌些汤之类的吃点饭。父亲和客人在堂屋高谈阔论，觥筹交错，他们一个个吃得浑身冒汗，酒香菜香熏得他们满面红光。父亲还时不时在前面叫着，慧玉，洗点白菜来下。慧玉，弄一盘卤豆腐来。慧玉，再弄盘辣椒炒鸡蛋。而母亲总是迅速执行，做好后，热情洋溢地端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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