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完了一天活儿,排着队走回号房子时,忽地觉得草上飞走路有点不太对劲儿,觉得特别别扭。而且他的两只手一直插在裤兜里。等回到监号里才明白了,他从裤口袋里掏出来六七个大土豆。见到能吃的东西,我们高兴得欢呼起来。
那时苏联远东地区的监狱里也没有暖气,冬天也靠烧炉子取暖。把草上飞偷来的土豆埋在炉子下面的炭灰里,临睡觉前再扒出来,号房里顿时弥漫着一股烧土豆的糊香味儿。从那以后,每天临回号房前,我们每个人都挑几个大土豆藏在身上,带回号房里烧着吃,再不挨饿了。这件事很快传到了俄罗斯犯人那里,他们也学着我们的样子,每天带土豆回去吃,只瞒着那些看守监狱的警察。
第二年春天,我们几个出了监狱,伊万也和我们一起出来了。我们几个先到他家住了两天。后来,他帮我们找来一只渔船,到了夜里,把我们偷偷送过了江。
回到国内不久,我们这股绺子便被东北抗日联军收编了,番号是:北满抗日联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团,外面都称我们这支队伍为老三团。大当家的是司令,下编三个大队,刘富贵和草上飞分别担任第一大队和第三大队队长。不久,北满又派来了一位姓李的政委。
入夏以后,林子里的树叶长起来了,密不透风,几步以外就看不见人影。小鬼子把我们打散后,也停止了围剿,撤回到城里。他们不来撵我们,我们可不能轻饶了他们,有着密林的掩护,又不担心会留下脚印,部队如鱼得水,连着偷袭了几个乡镇的警察所都成功了,一时扰得小鬼子寝食难安。打下几个警察所后,我们不但弄到了很多给养,还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部队很快发展到了三百多人。
这年夏天,老叔的儿子也投奔我,来到队伍上。
五
我们老营地旁边,有一条发源于山里的溪流,溪水昼夜不停地淙淙流淌着。
那湍急的溪水从一个个碾盘大的石头中间绕过,顺着陡峭的山坡一直朝下游奔流而去。那溪水特别清澈,一眼可以看见河底,时常能看见一些狗鱼、细鳞、哲罗,还有山鲶鱼等冷水鱼顶着湍急的溪流,逆流而上。
不出去骚扰那些小鬼子的时候,老营里的人经常拎着根木头棒子,分别站在那些碾盘大的石头上,等待那些冷水鱼从下游上来。
每次砸到鱼,我们都赶紧把它从水里捞上来,从脊背把鱼剖开,除去内脏,洗干净,再抹上一点盐,然后生起一堆篝火,把鱼坯子架在火堆旁烤熟,味道可比烧蛤蟆强多了。
一天,我和堂弟正在溪流里逮鱼,突然发现河对岸有一个人。那个人躲藏在一棵大树的后面,鬼鬼祟祟地朝着我们这边张望。我怀疑那个人可能是小鬼子的密探,忙朝堂弟使了个眼色,我举着棒子装作准备砸鱼的样子,而堂弟则借着密林的掩护,悄悄绕了一个大圈,摸到那个人的身后,上去把那个家伙一把抱住,摔倒在地上。见那个家伙被堂弟摁倒了,我也赶紧跑了过去,找了一根野葡萄藤,把那个人结结实实捆起来,蒙上他的眼睛,牵回到密营。
原来这人是尤鞑子派来送信的,他们那股胡子遭了大难,已经被一伙小鬼子围困了两夜三天,一直没有突围出去,这才派人出来向我们求救,要我们无论如何也得帮他们一把。马司令没等那个人把话说完,便大声叫嚷起来:“不去,坚决不能去,咱们绝不能去帮助尤鞑子这种不讲信用的小人!当初攻打绥滨的时候,要不是他的背信弃义,咱们能遭受那么大的劫难吗?”
李政委到了我们三团后,曾多次派人找过尤鞑子,想要收编他们那股绺子。可是,尤鞑子一直都没有答应。李政委觉得这次倒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赶紧劝马司令说:“尤鞑子他们也打小鬼子。只要打日本人,就是一家人。他们有难求到咱们,咱们不帮他们,谁还能帮助他们呢?”
听了李政委的话,马司令觉得也有那么一点道理,再加上我们落难的时候,刘富贵还投靠过尤鞑子。我们从江北回来后,尤鞑子不仅让刘富贵回来了,还派人给我们送过来一些粮食,也算是对他当时犯下的错误服了软,认了错。人不能得理不饶人,马司令终于同意带着队伍去解救尤鞑子。
有那个送信人给我们带路,天刚擦黑,我们已经赶到了。马司令把部队兵分三路,在背后朝着围困尤鞑子的小鬼子发起了突然袭击。
这伙小鬼子占据了三座山头,把尤鞑子那伙胡子围在一个山洼里。那些小鬼子没有想到会有人从他们的身后突然冒出来,等我们快要到了他们跟前,才慌忙组织抵抗,顿时乱成了一片。尤鞑子见山头上的小鬼子乱成了一锅粥,知道救兵到了,赶紧指挥他的手下向山头发起冲锋。在内外夹击下,这伙围困尤鞑子的小鬼子除了一部分跑掉外,其余的全被我们消灭了。
打完这一仗,尤鞑子带着几个人来拜见马司令和李政委,离老远就双手抱拳,连连作揖。到了跟前,他一把抱住马司令,哽咽地说:“大哥,不是你帮我这一把,我就得被小日本鬼子打哗啦了!”
说着,他双腿一软,要给马司令跪下。马司令连忙把他扶起来,李政委趁机谈起改编的事。尤鞑子连着眨巴了几下子眼睛,想了想才说:“咱们这样不是挺好的嘛,我遭了难,大哥过来帮我一把;大哥真的碰到了难处,我保证提溜着脑袋上!马大哥,你看这样行吗?”
话已经说这个份上,马司令和李政委也不好再勉强了,只能点头同意。
每次见到红月亮,我的人生路程都会有一次重大的变化。可自从我到了老三团以后,再没有见过红月亮。想不到在我去富锦侦察敌情的路上,再一次看见了红月亮。
那天,我和一个弟兄扮成打鱼的渔民,划渔船到富锦去侦察敌情。我们那天出发的时候,下弦的月牙还没有落,弯弯地挂在西边天空——想不到那一牙弯月,竟也会是红色的。
红月亮啊,红月亮!望着悬挂在天边那牙弯弯的红月亮,我不知道,这次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那时,我已经是老三团的侦察排长了。我俩划着船,横过松花江,赶到富锦码头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放亮了。起了网,我们把渔船靠在一艘停泊在那里的大船旁边,然后把舱里的鱼装在筐里,准备借着走街串巷卖鱼的工夫,好侦探敌情。
我打开船舱盖,一起去的伙计正在往筐里拣鱼时,突然有人站在上面问:“打鱼的,船上有好鱼吗?”
寻声朝上看了一眼:那艘大船的二层甲板上,站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她双手扶在船栏上,脸朝下看着我们。那个年轻的女人穿一件蓝底白花卡腰旗袍,江风掀起旗袍的一角,露出一截白白的大腿。有任务在身,我不想在这儿久留,随口回应了一句:“没有。只有鲤子。”
那时候,松花江里的鱼特别多,鲤子只是普通鱼,不算好鱼。当时江里的好鱼是鳌花、鳊花、雅罗和法罗这些名贵鱼。没想到,那个女人竟然不相信我的话,款款地从二层甲板上走了下来。
我这才认出来,这个女人竟居然是有三四年没有见过的周玉贞。
她比我在绥滨见到的时候,还要漂亮一些,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女人美!不过仔细看,在她的脸上仍旧能找出一点当年的样子,尤其是她那小巧而微微上翘的鼻子。显然,她并没有认出来我——在老毛子那边呆了半年多,俄罗斯的土豆和大列巴把我喂高了,也养胖了,比眼前这位美女足足高出半个脑袋。
她来到我们的渔船前,随即飘过来一股好闻的香味儿。我不由自主地吸了下鼻子,又偷偷地打量了她一眼,这才慌忙问她:“你想买鱼呀?”
“买鱼。”她看着我说。
我恨周正仁家里所有的人,按理来说,也应该看不起眼前这个出卖自己肉体的漂亮婊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对她一点也恨不起来。岂止是恨不起来,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好感,难道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就会让我心猿意马起来?我说不清楚。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我赶紧从舱里提起来一只“王八”(黑龙江人管甲鱼叫“王八”),递给她说:“买这个吧,清蒸,红烧,炖汤都行,味道好,还养人呢!”
“不要,不要!”她摇着头说,看也不看我手里拎的那只“王八”。
“你自己挑吧。”我指着敞开盖的鱼舱说,盼着她挑完鱼赶快走。她蹲在渔船旁边挑鱼时,又有一个女人出现在二层甲板上,探出家雀窝般乱蓬蓬的脑袋问,“月仙,鱼买好了吗?”
我这才知道,原来她已经不叫周玉贞了,而改名叫月仙了。曾听草上飞对我讲过,良家女人当了妓女以后,一般都不用原来的名字了,怕辱没了她们的先人祖宗。可这只船上怎么会有好几个窑姐呢?莫非这艘船是沿江拉着妓女到处走,挣那些打鱼花子钱的“花船”?
早就听人说起过,“花船”是一种最下等的妓院,上面都是一些又丑又老的妓女。可是像周玉贞这样漂亮的女人——不,不!她现在已经不叫周玉贞了,而叫月仙了。像月仙这样年轻漂亮的女人,怎么也会到这种地方来呢?该,真是的,操那么的多心干啥呀!想到这儿,我不由得暗暗责备起了自己。
“还没呢,正在挑。”她指着船舱里一条四五斤重的鳌花说,“就要这条了。”
我把那条鱼拎起来,递给她说:“算了吧,卖头一份鱼,就算四斤吧,保证只多不少,行不?”
“你还没称呢,好像我要占你多大便宜似的!称一称。”她瞪着一双黑黑的大眼睛,长长的黑睫毛忽闪忽闪地盯着我说,“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