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知道这种事是没法申诉的，别说她没有证据，就是有证据也不能把他们怎样。说不好还讨个“污蔑劳动人民”的罪名。想想有人在这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什么都失去，连性命都丢了，几个零钱，一件夹袄算什么？她不是还有个囫囵之身，还有个栖身之地？够幸运了。
自从定息没有了之后，她就没了生活来源。开始是变卖家里的东西，爹爹留下的乌竹玉石嘴烟管，卖了六毛钱。一对清朝的酸枝太师椅三块钱就卖掉了。一只玛瑙镶嵌的百年西洋自鸣钟，卖了二块一角正。一个红木古董衣帽架，收旧货的人只肯出一块五毛钱，讨价还价说到一块八毛也出售了。就是这样，她手头还是日渐拮据，入不敷出。第一，这些东西大都在“四旧”的边缘，人家不敢要。第二，镇上人都没什么钱，没有余力来收买这些不实用的东西。而她家经过几次抄家之后，这些老东西也所剩无几了。于是她向镇上革命委员会申诉，她要工作，要自食其力。
她被分配在米铺里做勤杂工，是最低阶的工作，什么脏活苦活都要干。每天清早，她拿了把大扫帚清扫米铺前面的那块地面。然后，卸门板，每块门板有四十来斤重，从左到右共有二十一块。她得一块块卸下，扛到米铺后面的小房间叠起来。晚上再扛出来装回去。单是这件工作就使她筋疲力尽。但米铺里的杂事无穷无尽，不会让她停歇的：搬叠粮包，翻晒陈粮，缝补粮袋，清洁店铺，一桩接一桩，米铺里人叉了腰，把她呼来喝去，当成牲口使唤。特别是那个经理小刁麻子，当年调戏过她被阿叔用棍棒赶出栈房的，跟她结下了仇，看不得她坐下喘口气，找出种种活计来支使得她团团转，还跟米铺员工说：阶级敌人，就像陀螺一样，不抽哪会转？
人对人的恶意可以无限制地扩大，特别是在整个群体都陷入疯狂的年代。打人杀人侮辱人虐待人，一切都奉了阶级斗争的名义，所有做下的恶事都不需要负责任。
小刁麻子把对她的恶意传播给他的两个儿子，街上的男孩都知道住在米铺后厢房里的女人是阶级敌人，是受管制的资本家，还是个破鞋。同时还知道不管怎样作践她都不会受到惩罚。所以本着男孩的顽皮和大人教唆的恶意，千方百计地跟她捣蛋，从楼上窗口把痰吐到她身上，把她晾在外面的衣服抹上鸡粪，男孩们在她门锁里滴上胶水，把垃圾倒在她家门口。冬天的晚上她下工回家，在煤油炉上烧一锅稀饭，想随便吃点早些上床睡觉。就在她刚端起碗来，一块石头破窗而入，满桌满碗的碎玻璃渣子，饭都吃不成了。
晚上躺在床上，破窗子上糊着的塑料纸被风吹得哗哗响。她像只被人追赶得走投无路的兔子，躲在自己的巢里还胆战心惊。她自问这辈子并没做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这些人不肯放过她，而且是不懂事的孩子？她从来没惹过他们，他们的恨意是从哪儿来的？当初她如果有了小孩，也应该像他们这般大了。这些小孩一定会欺负她的小孩，那样她会拼命的。但是她拼了命，又怎么样？她的小孩又怎么办？想到这儿，她不敢再想下去了。
小刁麻子的大儿子阿大，今年十一岁，是个拆天拆地的捣蛋鬼，又是街上众多野小孩的头。“文革”开始，镇上学校关闭，这帮小鬼成天到晚在坊间惹祸生事。许多对后厢房女人的恶作剧，都是他领了头干的。这次又想出了个新的把戏：几个捣蛋鬼合力抓住了她家那只大黄猫，准备吊到她的窗檐下去。几个男孩按住了那头大黄猫，阿大拿了一根绳索，准备往猫脖子上套。大黄猫拼命挣扎，又撕又咬。其中一个男孩一松手，大黄猫一个翻身，一爪子抓在阿大的左眼上，从上眼皮到下眼帘豁开一个大口子，血一下子涌了出来。众男孩看到闯了祸，一哄而散。
阿大捂了眼睛回家去，还不敢说是虐猫惹的祸，只说是被竹篱笆刮伤的。小刁麻子夫妇也没在意，给他涂了点红药水了事。哪料到第三天阿大哭喊说眼睛看不见了，这才着了慌，送去医院。医生检查之后说虹体和角膜都划破了，送医又晚了，这只眼睛可能保不住。小刁麻子细细地盘问追究，知道是虐猫惹下的祸，却不敢声张，因为“杀猫”和“杀毛”同音，在那个无限上纲的时刻，被人追根究底起来就吃不消。这记哑巴亏只好自己吃进了。
小刁麻子虽是粮店经理，也就几个死工资，他原是泼皮出身，吃用惯的，烟酒茶叶开销一样少不得。家里人口多，老婆又不工作，手头一直很紧。听医生说一只眼保不住了，为了省几个钱，也任其自然，并没想法寻求进一步的治疗。结果，阿大的眼睛流了个把月的脓，彻底瞎掉了，看起人来瞳仁里一摊白垩，好不吓人。
小刁麻子吃了闷亏，自然不肯罢休，在店里作践得她更狠。好在她已经是落到井底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最多是个“死”罢了，她早就看开了。庵里的老师父曾说过，生死有命，自种自收。此生这个“命”与外力无关，是你自己前生的业报，而你的所作所为，是你下一生的去处。
她在菜场碰到过尼姑庵的住持一次，一个面熟陌生的女人叫她的名字，看她犹豫着不敢相认，就说，是我呀。一面把满头的黑发向后撩去。她在那张似曾相识的脸上看到昔日的住持，还是不敢相信。住持倒爽快，告诉她说：我还俗了，嫁了个老公，生了个儿子。她满脑子的糨糊转不过弯来，懵懂地问了一句：那么，你这许多年的功课都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