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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晚饭我一般会到江边散步，对着夕阳铺陈的江面点燃一支烟，静静想一些心事。江边种着高高的白杨树，风一吹，哗哗作响，像一片掌声。江堤向天蜿蜒而去，无拘无束的。忽然尖锐的蝉鸣从我衣袋里传出，是手机的铃声，一声一声像针尖一样细也像针尖一样有力。手机上显示的是“安”。安？我心里一紧，手指也哆嗦起来。

我父亲在四十二岁那年没管住他的中腿，与他的一位女学生为我鼓捣出了这个妹妹。这些年我试图将她忘掉，仿佛真的忘掉了，我连做梦都不梦见她。可是，总在不经意间，在毫无防备的晨起或深夜里，她就像划火柴一样“嚓”一下从我的心里挣脱出来，将我的脏腑燎起一个个血泡。

当年学校有传言我父亲跟女学生的消息，可我们都不信。父亲是位老实人，他每天皮鞋锃亮，西装笔挺地站在县一中毕业班的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他的班里经常会冒出文科状元来在市里省里甚至全国轰动一下。每年高考后的暑假，我们家从不开火，我和我妈还有奶奶跟着我爸一道辗转在各个饭店的谢师宴上，吃得我们头发尖都能淌出油水来。

他拿着讲义走向教室的情形如农人走向田地。他崇拜毛泽东，是党员，他办公室的玻璃板下压着他手书的共产党入党誓词。父亲不苟言笑、方方正正像秤砣一样，很稳，我们觉得一个举起拳头宣誓永不叛党的人应该也是不背叛家庭的人。

当那个女学生来到我家跪在我母亲的脚前请求我母亲的原谅，我们才知道这事是真的。我母亲看着我父亲，我父亲不说话，他把脸扭向了窗户，窗外的院子有一丛黄色的野菊花，是父亲特意种的，他向往祖上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在生活。

那个女学生说她怀了我父亲的孩子，她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那一刻我头上滚过一声炸雷，我感觉我脚下的地都在晃动，这个站着像门板一样的男人“轰”的一声在我心里倒塌了。父亲的沉默并不是软弱更像是逼迫。他是愿意娶他的女学生的。奶奶在看了女学生的肚子后就开始躲避母亲的目光了。她想抱孙子的心还没有死。我看到我母亲眼睛里的光灭了。

父母离婚后，我跟了母亲。母亲没有工作，父亲给了母亲十万块钱作为安家的费用。母亲将这笔钱存进了银行，她找了个打扫公共厕所的活儿，以此来养活自己。那一年，我满十六岁，正在读高三，成绩总上不去，成了学校的包袱，原本是打算复读的，但为了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学会了头悬梁锥刺股，我的屁股长出钉子钉在板凳上，我的眼睛也长出钉子，钉在书本上，我把那些书看出一个坑来，最后我考上了武汉的一所大学，虽然离我心中的远地方还差十万八千里，但我母亲已经很阿弥陀佛了。

父亲不惑之年对家庭的背叛在我的心里凝结成不散的阴霾，每次突然想起时，就让我对他有种刻骨的仇恨。我想着要报复他。我在大学里开始学着抽烟喝酒，化着浓妆混在男孩子堆里打情骂俏，勾肩搭背，一副很随便很开放很有性经验的样子。那个时候我是如此地喜欢自己糟蹋自己，我曾是他眼里的一颗明珠，如今我要把这颗明珠扔进粪坑里。可是我的内心却对这些男人嫌恶之极，在他们亲吻我或是要进入我身体的时候，我会恼羞成怒，我会举起我的巴掌。我用巴掌扇走了好几个男人。

听母亲说那女人跟父亲生了个女儿，叫陶安。母亲脸上流露的是喜色，她为父亲的遗憾感到欣慰。母亲很得意地望着我说，陶家撑门立户的还是你。我鼻子里轻蔑地哼出一声，这样的家门如一座破碎的河山，撑不撑，立不立没多大意义。

奶奶在见到陶安后就大病不起了，拖了四年就去世了。这病床上的四年都是母亲照顾的，奶奶对母亲怀有巨大的歉意。她垂危时像君王临死立储君一样对守候在一旁的亲戚们说，我做一世人，只一个儿子一个媳妇一个孙女，再无旁人，孝心单子上的人不要弄错了。遗命大于天，父亲不得不遵从。孝心单子上真的没有她们母女俩。但是她们母女俩还是早早地就去了殡仪馆，帮着给客人端茶倒水。每个去的人头上都有一顶孝帽，父亲和母亲是一身重孝，白帐布从头裹到脚，我和奶奶的侄儿们都是一身大孝，长长的如斗篷一样的白布走起路来衣袂飘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