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复员前，教导员怕有人闹事，安排我出一块法纪教育的黑板报。本来已经出好给教导员过了目，第二天一早就要抬到营部门口去展示，我却在半夜爬起来披上大衣跑到俱乐部，用抹布把黑板报中间擦掉一块，然后拿着本《法律选编》开始抄：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条）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这个摆在营区中心位置的黑板报，因为摆出去还不到一上午就被教导员发现了。他对大家围观黑板报感到纳闷，以往这东西从来没人停下来认真看，更别说三五成群站在那里指指点点了。起初他认为这是好事，还把我表扬了几句。等他发现我的花招时，才怒气冲冲地把我叫到办公室。
你干的这叫什么混账事！刚来的时候你是怎么给我表态的？教导员拍着桌子，要是他看见了会怎么想？还以为是我让你写的！
看见又咋了，他本来就是流氓犯，又没冤枉他。我不服气，他干都干了，别人说一下还不行？
你懂个屁！教导员气得脸发紫，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好一会儿才无力地冲我摆摆手，行吧，你去吧，去把黑板拿回来。
我不明白教导员为什么发这么大火。我对副营长说这纯粹是小题大作，结果副营长看着我说，你这事干得真不咋地道。
我脸立时发烫。
他俩是一个车皮拉过来的老乡，知道不？以前关系铁得很，后来才不行了。
为啥？因为他犯了罪？
不是。副营长走到门口左右张望一下，然后把门关上，他们两个都喜欢宣传股的文化干事，教导员以为自己在隔壁保卫股当干事是近水楼台，结果女干事最后嫁给了那家伙，教导员跟他就不咋来往了。后来出了事，女干事跟他离了婚，带孩子转业走了。那时候教导员在保卫股当股长，军里来人提审的时候教导员负责保障，审着审着，教导员冷不丁冲上去朝他脸上就是一脚，连人带椅子踹了个人仰马翻，弄得军里来的人都傻眼了，那以后就再不许他参加预审了。不过再怎么说，事情也都过去了，教导员肯定是怕你这么一搞，别人还以为他落井下石呢。
这事我咋不知道？我愣了半天说。
你知道个屁，你才来几天，不知道的事多着呢。副营长用指节敲敲窗玻璃说，看见没，有人的地方，那就得有事。
难受了几天，我还是在电话里问了高梅。问得很简单，绝不牵涉任何犯罪细节，虽然我脑子里已经装满了无数未经考证的细节。即使如此我还怕她生气，可看来她没有。我总算也明白了高梅毕业前为什么不愿分回团里，那种抗拒强烈得仿佛能要了她的命。和高考生不一样，部队生毕业分配的原则是哪来哪去，也就是说，从哪个部队考出来的，没特殊原因还会分回原部队。当时我问她原部队到底哪不好，她只是说，那地方太苦了，绝对没法呆。当时我还觉得她的理由牵强可笑，现在看来，其实再正常不过了。
这事你早晚都会知道的，所有人都会。所以毕业的时候我一直叫你别犯傻，别到这儿来，你就是不听。电话里她口气很淡，因为我知道你会后悔的。
我干吗后悔，我才不会。我有点底气不足，爱一个人难道不该付出点代价吗？
早晚你会后悔的。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早跟你说了，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她总这么说。最初拒绝我的表白时，她就这么说。我问她为啥，她说不为啥，反正就是。这种缺乏响应的状态持续了很久，像拨打一部永远无人接听的电话，到后来连我也开始觉得无趣。可在我已经有了放弃的打算时，她对我的态度又突然热烈起来，那大概是在毕业分配前两个月。有一天她突然打电话到队里找我，说要请我吃饭。那是她第一次给我主动打电话。
那两个月里，我们经常去教保处吃冷饮，或者去服务社二楼吃饺子。我吻过她抚摸过她，当然不止于此。赤裸着的她温柔又耐心地引导我帮助我，并且再没说过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了。当然，她也反复强调对将要分回原部队的恐惧，我无法理解却心疼不已。我认为我应该为她做点什么，于是去找了所有我认识的领导，试图能让高梅不回原部队，直到他们都开始躲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