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点点头，又说：“你没受伤吧，我听说南京政府开枪打伤了不少学生。”
周伯君说：“我在队伍的后边，没有受伤。”
县长又说：“周同志，你能突破黎明前的黑暗，不远千里来参加我们新政权建设，我们非常欢迎。我想请你到县政府工作，也不知遂不遂你的心意？”
周伯君说：“我到解放区就是投奔共产党来了，共产党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县长的脸便解放出一脸阳光，说：“那好啊，我们新政权正缺像你这样的革命青年，有文化，又有热情，就是不知你们家什么成分？”
周伯君用怪异的目光嘹了县长一眼，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家什么成分，但我父亲有七家工厂，有五家大商店，应该是资本家吧。”
县长听了，沉吟片刻，说：“现在万象更新，百业待兴，我想你上小学校培养人才也很重要。”
周伯君不清楚县长的意图为什么转得这么快，但他知道县长的意思是让他上小学校，便也接受了县长的安排，走出县长办公室，欢天喜地。路上，他仔细咀嚼着县长同他说过的话，心里有些暗淡，便自己叮咛自己，今后一定要小心谨慎，过头的话不说，过火的事不办。但事情的发展又往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或者说，人生有许多变数，这些变数是人们所不能左右的。周伯君胆小怕事，胆小怕事的他还是摊了事。
后来，整风运动开始了。开始的时候，不管怎么动员，周伯君总是守口如瓶，一言不发。周伯君同朱月商量过，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只是党的同路人，最好不要说三道四。何况，他们对共产党也真的拥护，从心底，要不，能从国统区跑到解放区来么。千里迢迢，又顶着几分危险。但是到后来，周伯君却改变了初衷。他改变初衷的原因是领导小组组长总是找他谈话，左三番右五次，动员他提意见。
组长叫王良，人长得方头大耳，大眼睛大鼻头，脸上总温馨着笑容，说起话来也和风细雨，温柔得像个慈祥的老太太。但他实在是一个年轻人，比周伯君还小一岁。东北光复第二年，他正在中学读书。共产党要建设新政权，缺少读书人，他们班全数被共产党吸引到了革命队伍中来。王良家原本也是一个地主，有三十多垧地，四辆大车，是每辆四匹马的那种。在当地，也是数-数二的大户。只不过。他的父亲抽大烟，就在光复前四年，把家里的良田连同马车都变成了一缕缕毒气。恰好，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划成分是看前三年，他家就占了一个大便宜，成了贫农。这样，王良再参加工作，也就入党快，受到了重用，当了小学校长，又成了领导小组组长。但毕竟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心里常常发虚。这样，在反右派斗争中，显得比别人要积极些，而且是非常积极。
这样，他找到周伯君，意味深长地劝：“你要知道，你的出身是资本家，你是个革命青年，就要同家庭划清界限，要向党表示自己是诚心诚意地跟党走。”
周伯君实话实说。周伯君说：“我从国统区跑到共产党这边来，就是相信共产党，就是想跟党走。”
组长说：“我们党不是看你说得怎么好听，而是看你做得怎么样。你不能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不能带有一点情绪。”
周伯君说：“我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的，也真的抱定了一生跟党走的决心。我真的爱共产党，爱新社会，也真的对党没意见。”
王良听了，就生气了，大眼睛瞪得连牛看了都会自叹弗如，说：“千言不如一行，你是个念过大书的人，人家都称你是老褒学。你应该明白，你就是说一千道一万，说破了大天，也不如提一条意见来得可信。”王良摔下这句话，挖了周伯君一眼，拂袖而去，怒气冲冲，踩得地板嘣嘣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