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初中要推荐，稻子的爸爸坐过牢，中学不愿意培养资本主义的苗，就把社会主义的马小鱼收了去。稻子白天挣四分工，晚上就看小鱼白天都不看的课本。
口粮依然很紧张，许多人家吃了上顿无下顿。上学不中用的马小鱼对粮食却十分敏感，放学后拎着个竹篮到收获过的地里总能找到些残余。种粮食的稻子多数时候依靠读书的小鱼给点粮食补贴。
武呆子还是队里的会计，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呆了。除了算账不错，做什么事都可能出错。现在队长是马大炮了，他个子细长，嗓门特高，队里人起的绰号“大炮”逼真而形象，以致完全取代了他的大名马世钱。他能说会道，且特别喜欢讲大话，与那个时代很是合拍，所以就跛着脚举着拳头入了党。
这一年风调雨顺，水稻获得了少有的丰收，公场上堆满了小山一样的谷堆，武呆子那天晚上看场，为防止偷盗，按规定要在每个谷堆的表面盖上青灰印，生产队自制了木盒，底部“马武”两字镂成反字，只要将烧过的稻草草木灰装进去，挨个盖在稻堆上，就显出“马武”灰黑的正字印记。但武呆子盖漏了一个谷堆，精明的马大炮在检查时就发现了。他若无其事地转了一圈，默默地走了。等到夜深人静，马大炮拿了稻箩轻手轻脚地装了一担，摇着身子悄悄挑到了前村，送进了大队书记的家。合该马大炮倒霉，回来时遇见了半夜下地耕田的彭三，彭三高声一喊，来了六个耕地的社员。但马大炮担的是空箩，证据不是很确凿，又是给书记送的粮，结果是不了了之。
第二天，马大炮把当年捡的彭三那双破球鞋找出来，用剪刀把它剪了个稀巴烂，他暗自发誓与彭三不共戴天，非要治治这个跟他年龄相仿却始终与他过不去的犟种。
马小鱼和稻子也不来往了。
夏种时节，彭三被安排撒化肥，那天中午收工的时候，因为有一袋才拆了口，口袋挺重，彭三想：大白天肥料又不会丢，就放在田埂上。结果下午肥料少了半口袋，马大炮咆哮着执意要彭三赔偿，三百个工分打了水漂，彭三白干了一个月不说，还背着不清不白的名声。人们都不知道那化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什么样的贼偷走了。稻子看过马小鱼的化学书，他说是被阳光晒得挥发掉了，人们似懂非懂，马大炮说那是放狗屁，是为他爸爸狡辩。
恢复高考以后，稻子考了两年，都名落孙山。1981年田地分到户了，彭三对儿子说：“稻子，你不是做田的料，好好看书再考，田里的事我和你妈包了。”
水稻成熟的时候，武呆子从乡里回来，见稻子正在烈日下看场，就对稻子说：“伢子呀，别晒黑了，你以后是城里人了。”不几天，稻子真的收到了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彭三在用板车拉粮食去粮站为儿子办农转非粮油关系那天，人们正式称呼他为彭三爷。彭三爽朗地应着这个与年龄不相称却与他长相十分般配的尊称，想到儿子从此脱离苦海吃上计划粮，成了城里人，他差点落下眼泪。
马大炮在羡慕了三年以后，就不再羡慕彭三爷了。因为稻子毕业后在学校教书，每月才拿三四十元钱的工资，不抵他家马小鱼一晚上电鱼的收入。马小鱼买了蓄电池捕鱼器，每晚天擦黑出门，将电线往沟塘里一插，大小鱼儿就连洞里的黄鳝都挣扎着昏死过去，漂满了水面。马小鱼的成功吸引着马大炮的儿子女婿都加入到电鱼的行列中来。他们白天种地，晚上捕鱼，财源滚滚，相继都在村里盖起了楼房。村里人也不知是嫉妒心理还是怎的，背地里说马家干的是断子绝孙的事，用电杀鱼是过度掠夺，是不可持续的营生，河塘里的水族就要绝迹了。
后来粮食不值钱了，马大炮把土地转包给邻居，带着儿女到南方做生意去了。只有三爷还恋着自己的田地，虽然收入微薄，但每年都把庄稼种成了一支花。“将来年成好了，我们一定多交给国家。”他没有忘记当年的誓言，除了自己的口粮，他把粮食全送进了粮站，粮贩给的价再高他也不卖。然而国家似乎已经不稀罕他的粮食了，有好几年普通杂交水稻粮站根本就不要，要么就是价格低得吓人。村里人都说，三爷他是带着一种赎罪心理在拼命种田，弥补困难时期对国家的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