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轻轻地唔了声，算是应了。心说想得美，说得轻巧。咋来住啊?你现在又有了第四房女人了，母亲来了你家算啥呀?一妻一妾?俩妻并列?你这大领导心胸宽阔得可出了沿儿呀。
俺和你们父亲过了那些年，一分钱也没捞到花他的。俺在队伍上那时，组织也发给钱，可你父亲每月都替俺领了，转送给了他的马夫。马夫的父亲有病，家里没钱治。直到俺退出革命，俺挣的钱长啥样俺从来没见过。现在倒好了，夫妻一场，总算花到他的钱了。母亲摸着手里的十块钱，满足的笑颜像足了初恋的少女。
听说父亲这些年一直负担着一二十个烈士遗属和子女，母亲的面容变得肃穆起来，敬重起来。母亲珍惜地摸着手里的钱，点着头道，唉，你们父亲这个人哪，一辈子心里只有别人，没有自己。当年我好容易把你们找回来，又恢复了家，你父亲知道了，就暗地里把咱家又当成了地下交通站。家里来往的人多起来，有时候一来就是十几个。没那么多吃的呀，你们还都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儿呢。一次你父亲又带来十几个，家里就剩十几个红薯了，你父亲让我做饭，我说做不了，孩子们还没的吃呢，这几个红薯得留给孩子。你父亲说，妈妈的我不管，你出去借去、弄去、想办法去，我只要你接待好同志们，让同志们吃饱肚子再闹革命。我说，没法再借了，村里好些人家看见我大白天就关门，为了我这五个崽和一个老母，我的老脸只剩薄薄一层皮了。你父亲拍桌子大怒，妈妈的，你是什么红军游击队长?我看你就是个自私自利的老娘儿们，光知道自己的崽！弟兄们提着脑袋干革命，往肚子里填口东西还不应该吗?你父亲撕扯着我打起来，我打不过他，他把我一直拖到猪圈里，我的头在猪圈棚顶上被划了个二寸长的大口子，血流得像小喷泉,眼睛都给糊得看不见了。你父亲见我血糊拉碴的样子，也吓坏了，撒腿颠了。自那以后再没往家领人，自己也不回来了。
叛徒的事母亲是这样说的：那次是我带的少年排打的仗，少年排都是男的，他们住在起，我一个女的单独住在一户老百姓家里。谁知夜里被敌人包围了，打了埋伏，他们全都牺牲—?
那你为啥不解释，叛徒也不是啥好名声，要在父亲名下背这些年？我恨铁不成钢地质问母亲。
有啥好解释的?几十个人都是我带的啊，最大的十七，最小的刚十二……他们跟着我出生入死，一个晚上都没了，我却莫名地活下来了……我没脸见他们啊。多少次想起，我都对不起他们啊，我恨我自己为啥没死……母亲清亮的泪水打湿了那十块钱，惶惶的样子像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没想到，我费心巴力为母亲争取来的这十块钱，母亲并没用来补贴家用，既没补贴负担最重的大哥家，也没补贴和她一起生活的我一家。手里有了钱，母亲开始经常出去，更多的是往乡下跑，中晚饭甚至都不回来吃。母亲来往的都是当年和她闹革命的那些女红军战士的后代，这些人的亲人牺牲得早，他们大多生活不好，母亲的钱大多补贴了他们。今天买了地瓜到这家烀了吃，明天买了玉米芋头到那家煮了吃。边吃着，母亲边和他们聊他们母亲、姐姐当年打仗的那些事。
我的不满和抱怨在黑暗中滋滋增长。和父亲生活不到一起，倒是和父亲一样的人，自家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呢，温饱还没解决呢，怎么老想着别人呢？可每当母亲这样跑了一天、几天回来，她的精神气色都很好，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也都认了。毕竟，那钱是父亲补贴母亲的，母亲爱给谁用，用在哪里，那是她的自由，子女无权干涉。
父亲来信了，破天荒地叫母亲去他那里。
自打父亲和母亲分开，母亲再没和父亲见过面，只是雷打不动地每年给他做两条棉裤，或我带去，或寄去。我第二次去参加父亲和四房的婚礼回来，把父亲让母亲没事去住住的话说了。母亲轻轻笑了，咝啦着缝棉裤的针，头也没抬说，这辈子俺是哪儿都不想去喽，俺就守着你们五个过日子，就知足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