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中午，阳光从对门张铁匠家炉子里喷涌出来，烧烤着天空和大地，把天上一块大饼烤得黄松松、香喷喷的。遗憾的是，太高了，我们吃不到。隔壁杨志勇将两根竹竿用铁丝和破布条拧在一起，举起往天上去磕，还差十万八千里，只磕下他们家桃树上长得最高的那个桃子。杨志勇神气活现地拿着那个桃子跑到我家来，在门外面啃了一口，走到门口啃了一口，在堂屋里啃了一口，到灶房里啃了一口，跑到茅房兼猪圈里，狠狠地啃了一大口。出门时，啃完了，把桃核扔到我家地坪里，扬长而去。
那时，我在堂屋里修理弹弓上的皮带。昨天打一只麻雀的时候，我发现弹弓上的皮带一边长，一边短，像个跛子，扯起来手总往较短的那边偏，明明瞄准了麻雀的脑袋，却只打下它一片羽毛。跑过去仔细勘察，那片羽毛都不像是我打下来的，而是狡猾的麻雀扔下来故意气我的。
昨天回来天黑了，今天一早我就坐在堂屋里修弹弓。
开始我觉得这是一桩小事，像父亲修自行车一样，链条垮下来，他蹲着身子，抓着脚踏板几抡几抡，那些刚才还想逃跑的链条马上各复其位，在齿轮上转得飞快了。但弹弓不是自行车，自行车是骑行工具，弹弓是战斗武器。骑行工具怎么可能和战斗武器相比！这不，这弹弓修起来还真复杂：一边长，一边短，我修了之后，再瞄，变成一边短，一边长。拆下来再修，修好再瞄，又是一边长，一边短了。
“咯嚓”，这时正好听到外面啃桃子的声音。我一听就知道是杨志勇和杨志勇家的桃子。每年桃熟时节，他都要举着一颗最大的桃子过来走一回。我妈妈也在后院发狠栽过几株桃树，但都不结桃子。去年有一株终于结了，我们欢呼雀跃，天天围着它看啊，跳啊，可它结到酸枣那么大就停止发育了。
妈妈生气地说，就是被你们看小的！我说，杨志勇也天天围着他们家桃树转，他家的怎么那么大？妈妈说，他家桃树是他爷爷栽的，那树多大，桃子躲在里面像虱子藏在头发里，外面看不到几个，当然长得大。我们家的树连叶子都没几片，你们天天围着它转，它哪能长得大！
总觉得妈妈的话不合逻辑，就像小时候她告诉我，我是从她腋窝里生下来的。我一听就觉得怪怪的，只是不知道如何反驳，现在我已经知道，我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我为自己的长大而高兴，长大了，很多被大人蒙骗的事情自然水落石出。或许我再长大一点，修理弹弓就变成小菜一碟了。这样一想，心里轻松了些，随手把弹弓往墙角一扔。这时，杨志勇已经在我面前，啃第二口他手里的桃子了。
杨志勇家的桃子与众不同。村里其他人家的桃树大多枝条横斜，叶小花稀，可他家的桃树树干粗黑，浑身流油，枝桠虬劲，密不透风。三月开花，花一开就是满树，像一顶艳艳的花冠，十几里外的浏阳山道上都看得到。四月结果，五月果大如碗口。摘下来时，有的熟得炸开了缝，沿着缝线，两手一掰，即成两半。中间一核椭圆，早已脱落形骸，呼之欲出。
每年五月底，杨志勇的妈妈会支使杨志勇的傻宝姐姐，来我家，她捧着一个簸箕。傻宝姐姐叫秀英，是杨志勇的二姐，比他大三岁，她的胸部耸得奇高。
她把簸箕卡在胸部和肚腹之间，手只是象征性地挨着簸箕边。簸箕里是几枚或被虫咬或缀着疤痕或熟得快烂了的桃子，送给我们家的。这是我和妹妹狂欢的时刻。我们围着她喊：“秀英姐姐，秀英姐姐……”
好像那些桃子是长在秀英姐姐身上的。
妈妈会用我们自家的簸箕把秀英怀里那些桃子接过来，放到高处某个通风的地方。放到高处，是为了不让我和妹妹随便拿到，以免风卷残云。
我们盼着五月快点过完，但每年总是五月过得最慢。杨志勇在堂屋里啃那口桃子的时候，五月才过了一半多一点。五月真是个无底洞啊，就像杨志勇那张嘴。杨志勇的嘴很奇怪，不张开时和常人没有两样，张开到最大时可以吃掉他自己整张脸，仿佛那颈根上长着一个山洞。作为他的同班同学、班长以及不多的玩伴之一，他曾邀请我到洞口参观。我小心翼翼地往里面看，黑糊糊的，深不见底，一股阴风吹出，挟带着近似于粪坑里的溽臭味。我赶紧掉头就跑，他在后面哈哈大笑。
他还多次用这种办法吓我妹妹，他只要用嘴吃掉自己的脑袋，我妹妹就会号啕大哭。屡试不爽。他有时不一口吃掉，而是慢慢吃，一口一口地吃，我妹妹会吓得全身发抖，晚上做梦还在嚎哭。但他不轻用这一招，因为他常常要过来玩，主要是为了抄我的作业。他吓我妹妹，大多是我和妹妹过不去、闹别扭，我拿了妹妹没办法，他便使出杀手锏来拍我的马屁。好几次，妹妹哭得惊天动地，妈妈认定是我打了她。我委屈地说，没有。妹妹指着我，边哭边叫，他要勇哥哥吓我。我气愤地说，明明不是我要他吓的，是他自己要吓你的。妈妈也在一边呵斥道，知道人家是吓你的，还哭什么呢，哭起来好听啊？妹妹马上降了八度，哽咽几声，须臾恢复如初。
杨志勇在堂屋啃那口桃子，我不屑地看了他一眼，并强行镇压了突然冒出来的一团口水。他没作过多停留，去了灶房，我妈在灶房里择扁豆。我听到我妈的声音：“勇伢子，你家桃子好大一个呀。”杨志勇塞了一口桃肉，声调模糊地回答：“这还不算大。”我妈说：“这都不算大，再大不有簸箕那么大了。”杨志勇没作声，因为他在使劲地啃第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