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爱民终于把旧房拉倒，盖起了一面新房，是六间松木大房，从里到外都是新的，没用一根旧木料，他把所有的旧木料都立在了南墙根里，尽管他们一家人现在还窝居在西厢房里，但周爱民的心气儿还是足的，因为他已经盖起了崭新的六间松木大房，他在人前头还能说几句硬气话。还住在西厢房里是因为新房的“泥活”还没有完全做完，用城市人话说，他的新房还是个毛坯房，门窗还没有安装，墙上还没有抹白灰，而且连炕都没有，所以他们一家人不得不睡在西房炕上。不过家里的气象是新的，就像一个浑身很脏的人穿了一件新衣服一样，一进门，那一排白花花的松木大房似乎告诉人这一家的主人并不是个孬种，尽管院子里很乱，人们也不敢小觑周爱民，一新盖百丑嘛。
周爱民和媳妇的最大心愿就是盖一面崭新而敞亮的松木大房。周爱民两口从老家分出来的时候只盖了几间简易的土房，叫“土搭梁”。他们有一双儿女，女儿十岁，儿子八岁，眼看着儿女们都大了，可他们仍然挤在一间炕上，因为他们家没有多余的炕分出来让儿女们睡。由于炕道窄，周爱民和媳妇干那种事情都得蹑手蹑脚，有时候还被儿女们发现。一天晚上，周爱民刚爬上去，儿子忽地站起来了，女儿接着说，大大（爸爸），你打弟弟一顿，明明睡着能看见，他还要站着看。周爱民羞得好半天没有了声息，第二天儿女们还没醒来他跳起来去了地里，他想无论如何得盖房子了，要做三面炕，他和媳妇睡一面，女儿一面，儿子一面。现在新房有了，距他的理想只有一步之遥了，不就是三面炕吗？几块砖头，几片石板，就能做起来，这是掐着手指头能算的事情，不过他不急着现在就做，他想过一阵子再做，媳妇催他，他不理，他有他的道理。
原来周爱民盖这面房子是有因缘的，周爱民有个寡妇姐姐，带着一个儿子，他的姐夫是死了还是和他姐姐离了婚，没有人知道，反正这个寡妇姐姐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了好多年，后来周爱民的姐姐得肺癌病死了，周爱民就把外甥接到了自己家里。外甥这时候已经有二十好几了，在舅舅家里住了不到两个月，就去工地上打工，但不幸又出事了，工头让他和几个工人去拆一个废旧的烟囱，烟囱塌了，他和几个工人掉下来被埋在砖块底下，两死三伤，周爱民的外甥就是死掉的一个。工地上给死者赔了钱，周爱民作为外甥的受益人领到了钱，领钱要签字，周爱民不会写字，他压了手印，他在压手印的时候哭得非常伤心。领到钱之后，他一个人买了一瓶酒在没人处咕嘟嘟地喝了，边喝边哭，喝完了还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醒来时钱还在身上，他就带着钱回家了。
不久周爱民的房子就盖起来了，人们都说周爱民的房子是用他外甥的命价盖的，要不然周爱民哪来的那么多钱盖房子？对此，周爱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不作回应，他懂得财不外露的道理，所以房子覆了瓦之后就把里面的活撂下了，等到明年再做，他要让人们看看，他的房子是他一点一点苦出来的，他要堵住人们的嘴，用外甥的命价盖了房子，这样的名声他是背不起的。
人有钱和没钱就不一样，俗话说“人没有光阴鬼一般，茶没有青盐水一般”，周爱民手里压着钱，说话底气十足，走起路来脚下生风。他虽然在光脚上穿着布鞋，衣服也是皱巴巴的，但他的心态不和他的穿着在一个水平上，他敢于藐视别人。当别的男人挑水饮牲口或者在门前的小河沟里淘洗土豆的时候，他总会提着一条子猪肉从他们前面悠闲地走过。五荒六月的，面柜里能有一片腊猪肉就不错了，谁家有条件经常称新鲜白嫩的猪肉吃呢？他虽然住在西边的那一间土炕上，但他的举止体态就像是在新的大房炕上一样，他的旁边就是一排崭新豁亮的大房，只不过没有住进去。所以当他躺在西房炕上的时候，靠着被子，高高地翘起二郎腿，看着媳妇将肥肉片子在锅里“呲呲呲”地搅动，那个舒坦劲儿，甭提有多美当。吃饭的时候，他要斟上二两酒，就着饭喝下去，这是他雷打不动的规矩。
媳妇说今年不拾掇房子，那你到外面去打工挣点钱，挣多挣少过了年就拾掇房子，再也没有人说什么。周爱民说今年不能去打工，今年是他的本命年，是三十七岁的本命年，这一年命最硬，最好是呆在家里不出门，他的外甥死的时候是二十五岁，也是本命年上死的，他和他的外甥都属鸡，他比外甥大一轮，所以今年不能出门。他还认为外甥死是因为没有禳解，他没有勒一条红裤带，所以压不住煞气，他的外甥没有母亲，没人给他缝红裤带，所以没有躲过这一劫。三十七的本年比二十五的本年要硬得多，所以他要格外小心，他让媳妇给他缝了一条红裤带，勒在腰里，大襟底下还露出一截红布头来。不出事就是挣到了钱，只要平安地度过本命年，到了明年他就可以放心胆大拾掇房子，以后的路就顺畅许多。
人们见到周爱民，就问他：“周爱民，今年没出门吗？”
周爱民说：“没去，窝在家里修业（盖房子），房子盖不出来，哪里都去不了。”
“你也用不着出门去挣钱，你闭着眼睛都能盖出一面大房来。”问话的人说。
“对，谁不知道你是财神爷呢。”另一个人说。
周爱民有些飘飘然起来，就爽快地说：“好，今天我请弟兄们喝酒。”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红版钞票，递给了身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