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长官。”那位群众说。
“这些年你一共剥削了劳动人民多少劳动果实？从实招来。”队长继续追问。
“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从来不管这些账目上的事情。”
“那么是谁在管？”
“开始是婆娘在管。”
“后来呢？”
“后来婆娘年纪大了，就不管了，天天在家吃斋念佛。”
“究竟谁在管？”
“本来是叫我儿子之豪管。可是他也不争气，整天不务正业，在那里咬文嚼字，吟诗作对，专整些没得用的。”
“现在到底是谁在管？”
“后来我就请了一位管家。”
“管家人呢？”
“死了。”
“你把他害死了？”
“没有，绝对没有。”
“怎么死的？”
“吃肉噎死的。”
“我活了三十多年，头一回听说有吃肉噎死的。”
“我活了八十多岁，也只见过这一回。”
“在哪里噎死的？”
“在一位佃户家里。”
“那位佃户在哪里？”
“长官，我在这里。”那位佃户答道。
“不要叫长官，要叫同志。现在是新社会了，大家都叫同志。”队长转过头去，对那位佃户说。
“是，老总。”佃户说。
“佃户同志，你来说说具体情况。”队长说。
“那天老管家来我们家收租子，我想，老东家平日待我们也不错，这位老管家说话也和气，就宰了一只老母鸡给他吃。可能是火候没到，嚼不烂，也许是老管家牙口不好，总之就噎死了。”佃户说。
佃户和地主分属对立的两个阵营，不大可能合起伙来害死一位管家。倒是管家经常充当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劳苦人民的帮凶。如果这位老管家和罗辅国他们不是一个阵营，佃户就没有必要弄死他。如果这位老管家和罗辅国他们是一个阵营，那么，就算是佃户把他弄死了，那也是他罪有应得。老管家这条线也断了。
站在一旁的副队长见斗了半天也没斗出个结果来，就对队长说：“队长，这样斗下去，三天也斗不出个结果来。我们干脆直接抄家！捣毁他们的老巢！看他认罪不认罪！”
“对！抄家！”队长说。
于是就抄家。有位工作队员在一堆旧书里发现了一张发黄的纸条。这位工作队员认出了上面有米，有石，有光洋，还有一个什么国军，觉得这一定和国民党反动军队有关，于是就将纸条送到了队长手里。原来这是一张收据。收据原是自来水笔写成，虽然字体遒劲，气象不凡，但是笔画墨色不均，深浅不一，想是墨水快写干了。队长努力辨认了半天，终于把上面的字认了个八九不离十。内容大致是：兹收到罗辅国罗之豪父子捐赠之精米十石光洋五百块肥猪一头。落款是：国军某部上尉副营长东方曙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队长掐指一算，民国二十二年就是一九三三年，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围攻工农红军。这还了得，居然敢资助国民党反动派围攻红军。这就可见不是一般的地主了，是反动恶霸地主，是罪大恶极的反动恶霸地主。该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斗也不用斗了，直接拉出去枪毙。
见工作队竞找出了这样的证据，罗辅国父子顿觉回天无力，禁不住仰天长叹：“东方上尉啊，你可把我们老罗家害惨了。”
罗辅国现在只求工作队开恩，别杀宗武，还有他的妻子和不到一岁的儿子，别让罗家就这么绝了香火。工作队长本已动了恻隐之心，可宗武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早已方寸大乱，只顾没头没脑地喊冤：“长官饶命啊！不要杀我的爷爷奶奶！不要杀我的爹娘！他们冤枉啊！他们资助那支国军队伍，是资助他们打日本，不是打红军啊！那是民国三十二年的事。那年常德会战，长官们一定记得吧？那年我十三了，我记得清清楚楚。”
“这黄纸黑字地写着民国二十二年。你还敢狡辩？”副队长说。
“是民国三十二年，不是二十二年。那年我十三岁，我记得清清楚楚。”宗武还在力争。
“这个地主恶少竟敢公然作伪证。把他也毙了。”副队长说。
“一起毙了。”其他队员异口同声地说。
昔日风风光光的罗氏一门，突然之间，祖孙三代被毙了五个，只留下梁氏和不到一岁的儿子。梁氏今年刚刚二十，家里横天飞来这么大的灾殃，几次哭得昏死过去。晚上，本族的一位婶娘偷偷地过来安慰道：“你们家的冤屈，大家也是清楚的，可是那样的阵势，谁敢出来作证？听说沙溪坪有一户人家，田土还不及你们家一小半，一门老小十多口，全杀了。看在孩子分上，你一定要好好保重啊。把孩子抚养成人，这也是太爷家唯一的血脉了。”
此后，梁氏如何历尽千辛万苦，将遗孤抚养成人，不在话下。
时间过去了三十七年，到了一九八八年三四月间，一位六十开外的台胞辗转来到了罗家塘。这位老先生不是别人，正是梁氏从未谋面，离家已有四十五个年头，一直杳无音信的大伯哥罗宗文。亲人团聚的情形，团聚后都诉说了些什么话语，以及乡亲们的奔走相告，探望问候，我想各位看官必能猜出个六七八九分来，这也不在话下。这里单表罗宗文听说家里当年遭遇了那样一番横祸，便立下一桩誓愿，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还罗家一个清白，聊以慰藉九泉之下亲人们的冤魂。
这桩公案究竟能否昭雪，则有待于下篇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