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5点30分，王倬走进人民银行总行的东大门，斗胆闯进了秘书室，把装有假公函的大信封交上去，故意把印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落款摆在年轻的收发员面前。见收发员收了文本，在文本上签了字，他就骑车赶到民族文化宫，混进了前厅。心想，要是来了送款的，就算捞了一大笔；要是来了警察，就等着掉脑袋吧，反正豁出去了。
一切都是按照王倬的设想进行的，7点时，来了两个人，一个30来岁的男干部和一个年轻的女干部，他们一进来就向服务员打听“西藏工委赵全一”。王倬看后面没有人跟着，便扯扯衣服走上前说：“我就是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说着递上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的介绍信。总行的两个人看后，就抬进来两个麻袋，说：“全在这里啦。”王倬又给了他们一个收条，同他们握手道：“辛苦了，谢谢！”
两人走后，王倬把两个大麻袋拖到西边便门旁，好家伙，死沉死沉的。他到存衣处取来大衣，把两个麻袋盖上，然后来到前厅的邮亭买了一张《北京晚报》，一边假装悠闲地翻晚报，一边想着怎样把钱运走。过了一会儿，他决定到大街上找三轮车。好不容易拦住一辆，王倬突然意识到，不能要车，蹬车的把麻袋拉回家，不就等于把自己的行踪给暴露了吗？
最后，王倬还是到民族文化宫礼堂前取来自行车，用带来的绳子把两个麻袋对嘴拴好，然后架到车座上，使劲地吸了几口气就上路了。
这时已过了下班的高峰期，王倬推车过了西单剧场，进了西单北大街，到西四往东拐，路过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门口，然后直奔后海李广桥南街的家，在路上总共用了1小时40分。
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就开始烧钱了。
王倬到家后，先放好自行车，然后到老母亲屋里喝水。等到10点半，王倬估摸着老母亲和孩子们都睡着了，就悄悄把两个大麻袋搬到北房西屋，把大部分票子装进自己那个黑铁箱子里，还剩下十来捆，就搁在铺上，用包袱布包上。这时，老母亲进西屋问王倬：“深更半夜地你鼓捣什么呢？”王倬说：“妈，我给您借了点儿钱。”老母亲问借了几百，王倬说少。她说借了几千？王倬还是说少。她说：“你还能借几万？”王倬说：“几万？不止几万。”老母亲一听就急了，让他快送回去。王倬说：“那不是找死吗？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您甭管钱是怎么来的，反正您用不着再跟我受穷了，该过几天舒心日子了。”
可王倬万万没想到，北京市马上展开了“大揭发”、“大检举”运动，而且风声越来越紧。王倬不仅没有过上一天舒心日子，反倒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
3月25日，王倬下班一进家门，老母亲就说：“今天有人来查卫生了，到处乱瞅。”王倬心里一惊，忙问：“查卫生的人，您过去见过吗？”老母亲说：“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王倬叫道：“坏了，准是公安局扮的。”
3月26日，王倬的单位也传达了公安局的通报，动员大家揭发、检举。那天他带的是窝头，正搁在暖气片上烤着，一个同事操着山东腔，冷不丁问：“王倬，你烤什么呢？”王倬一惊，慌忙回答：“没、没考虑什么。”弄得大伙儿一阵哄笑。
回家后，为了保险，王倬先把黑铁皮箱子里的钱取出来藏到小西屋，又拿出一部分藏到自己屋里。可思来想去，藏不住，还是烧吧，就扔到炉子里烧。他还拿出100元钱给老母亲说，：“妈，这点儿钱您拿着过日子，日后不定要出什么事，我孝敬不了您老人家了。”老母亲一听这话，当时就哭了。看老人家伤心的样子，王倬也哭了。那100块钱，老母亲没敢花。
27日、28日，王倬连着两个晚上在院子里生蜂窝煤炉子烧钞票。蜂窝煤炉子总共才这么大，一晚上能烧多少张？连烧两天也就烧了2000多块钱。他说：“妈，白天我上班，您插起门来接着烧。”老母亲叹了口气，接着烧。
29日、30日，王倬看这么烧太慢，就在西屋地上刨了个深坑把钱埋了。
公安部专案组经过连日的侦破，在一天夜晚零点时分，把王倬从被窝里拖了出来。天亮后，专案组终于找到了深埋在地下的成捆的人民币。面对铁证，王倬很快就招认了全部犯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