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8日，黄昏，一个身穿灰色呢大衣，瘦高个儿，瘦长脸，肤色黄黑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北京西交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秘书室。
“我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来人递上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当行长秘书拆开后，见到周恩来总理“批示”的一件公函——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至20万元，可否，请批示。1960年3月18日。
另有周恩来批示：“请中国人民银行立刻拨给20万元。”在周恩来的签字下面还注有：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2.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一封“周总理批示过的公函”，就这样骗走了中国人民银行两麻袋人民币。
他苦练周总理的笔迹，就惦着狠捞一笔。
3月24日，周总理闻知此案后，极为震怒，严令公安部限期破案。在公安部的部署下，一场“人民战争”在京城展开。破案线索由千万条迅速缩小到外贸部，最后，又锁定了一个人——王倬（音同“捉”）。
王倬在1960年2月曾见处长拿着一张普通纸写的字条，上边是某首长给某部长写的几个字，让办一件事，就这么张字条，也没盖公章，那件事就办成了。王倬灵机一动：以周总理的名义行骗，准能畅通无阻。
不久，王倬就开始用钢笔在报纸上模仿周总理的笔迹题词，练得几乎能乱真了，又练刻公章。公文纸好办，外贸部有的是，随用随拿。
3月17日天黑后，王倬着手仿造公函和介绍信，他先用钢笔在公文纸上写了要求拨款的请求，然后模仿周总理的口吻、笔迹，在边白上写下“批示”。信封上写了“速办、限时”等字样，这是交涉提款时用的。提款时还得用介绍信，介绍信是用钢笔在一张白纸上写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按王倬事先见到过的样式，仿制成方形的，先在蜡纸上刻好，然后在蜡纸上涂上红油印上去。
王倬写拨款是为了修缮寺庙，并且要求在当晚9点的西藏活佛讲经会上出示，这符合当时媒体报道过的这类消息，也符合当时的政策。谁敢怀疑？
王倬自认为行动方案是十分周密的，却忽略了“赵全一”这个化名。由于仿造公函时他很紧张，所以不由自主地用了给朋友起的这个化名，后来成为破案的突破口。
3月18日下午3点半，王倬找处长请假，说要陪老母亲去医院看病。4点，他骑车离开单位，到家里拿了一个手提包，便直奔人民银行而去。
守着两大麻袋人民币，他发愁怎么拉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