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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决定从这四个方面对绑票案进行调查。调查进行了两天，获得以下线索一

从“国康艺专”到圆圆被绑票的北关街吉祥胡同口的途中，要经过一家理发店，理发店老板娘赵大嫂的弟弟在艺专创办伊始曾受雇做过一年校工，所以她是认识井端阳夫妇的。赵大嫂那天看见井端阳一家从理发店门前经过，因她在店堂深处，也就没出来打招呼。这时，有人在马路对面的炒货店摆在门口的促销摊头上偷花生被当场捉住，赵大嫂出门看时，正好有辆三轮车从面前经过，车上坐着一个白色礼帽扣得很低的男子，用沙哑的声音正对车夫吩咐着什么，好像是“一会儿我把小孩儿抱上车，你蹬快点儿”之类的内容。当时赵大嫂也没在意，她的注意力全在对面的炒货店。圆圆被绑票之事，因为相隔百来米，理发店这边当时并不知道。等到次日作为一条新闻由前来店里理发的顾客说出来时，该案却已有了结果——孩子回来了。因此，这件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现在，专案组侦查员对这一带的店铺、住户挨家挨户询问时，赵大嫂这才想起当时那短暂的一幕。尽管赵大嫂没留心三轮车的牌照号码，也没看清车夫和乘客的相貌，但她回忆起那个车夫上身穿着白色布褂，外罩黑色纱织背心。

在走访北关街吉祥胡同一带居民的同时，另一路侦查员骑着自行车走访了全市几乎所有有流动小贩叫卖馒头花卷儿的胡同和小巷，终于在文昌官前街石灰巷访查到一条线索。那是一个七十来岁的老者提供的。老人姓徐，是个退休老师，徐老先生在立夏那天让开衡器修理作坊的儿子送来了一台磅秤，给胡同里的邻居称体重，这是他每年立夏必做的事儿。他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他正在给一群小学生称体重的时候，来了一辆三轮车，车夫穿着白竹布褂子，外面罩着一件脏兮兮的黑色纱织背心，许是蹬车蹬得有点儿热了，车夫把背心的下半部分翻了起来，那模样就显得有点儿怪怪的。那辆三轮车上载着一个戴白色礼帽的男子，帽子压得很低，所以看不清面容，只能看到他那张嘴，好像比较大，下巴肥厚，怀里横抱着一个孩子，很安静，大概是睡着了。至于那辆三轮车去了何处，徐老先生就说不上来了，因为这条巷子是两头都通的。

5月27日晚上，专案组对后一条线索进行了重点分析，决定次日全体出动，前往文昌宫前街石灰巷一带访查那辆三轮车以及车夫的下落。

5月28日，专案组七名侦查员以及调查地管段派出所派出协助访查的四名警员共十一人，对石灰巷及周边区域进行了走访。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没有收获。中午十二点，众人回到派出所吃了简单的午餐，稍稍休息片刻后，继续出去走访。一直到下午六点，没有一个人访查到任何蛛丝马迹。约定返回的时间到了，众侦查员纷纷往回走，打算回派出所集中后再作计议。侦查员翟芝峰、小田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就在这当儿撞上了好运！

由于访查工作量大，十一位民警是单枪匹马各自走访的，翟芝峰、小田二位各有各的走访地块，两人是在往回走的途中正好碰上的。于是，一面聊着天儿一面往派出所走去。正走着，突然发现马路对面与他们行进的相同方向有一辆空三轮车在缓缓骑行，那个车夫的穿着正是专案组要访查的“白布褂子、黑纱背心”！翟、田不约而同一个激灵，互相对视了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中。两人配合默契，小田马上横穿马路尾随三轮车，翟芝峰则在马路这边的人行道上与三轮车并行。就这样，两人跟踪着那辆三轮车一直到了附近的一条胡同。

胡同口一个摆摊头的老皮匠忙完了一天的活儿，正在收摊儿，见三轮车经过，就跟车夫打招呼： “回啦？今儿个活儿挺多的吧？”

一车夫回答：“还行吧。杨大爷，回头我有双鞋请您给打个掌呢。”

“行啊，明天你出车的时候带出来扔我摊儿上就是了。’

于是，翟、田就知道这个车夫住在这条名唤“将军巷”的胡同里。小田对保定全市各处都很熟，知道这是一条只有一个进出口的“断头巷”，就朝翟芝峰使个眼色示意“到此为止”，再跟踪下去只怕就要打草惊蛇了。

两人返回派出所时，其余九人都已经回来了，正向衣博中汇报访查情况，一看神情就知道都是无功而返。衣博中呢，只朝两人瞥了一眼，就立马冲正向他汇报的那个侦查员打手势示意暂停，目光炯炯盯着翟、田： “你们先说！”

当下，衣博中听翟芝峰、小田一说情况，顿时精神振奋，让一个民警把派出所长老马请来，要求立刻派员悄然调查住在将军巷的那个三轮车夫的情况，这里立等结果。然后，衣博中也不听其他人的汇报了，掏钱往桌上一拍，说整点儿东西填肚子吧，驴肉火烧、肉包子都行。

这边刚对付着吃完晚餐，那边已经把车夫的情况查摸清楚了——

那个车夫名叫邱滔，早先在旧军队当过几年兵，抗战前就已经为自己谋了一项在他看来似乎比较简单但在其他人眼里却是刀架脖子的营生——卖壮丁。那时，国民党军队的兵源主要是靠向老百姓摊派，搞什么“三丁抽一”（后来又改成“二丁抽一”）。这是有国民政府法令规定的，看似很公平，不管贫富贵贱，只要你家有三个符合征兵条件的男丁，就得有一个去当兵。但是，在具体实施上却是可以商榷的，因为征兵任务是摊派给各保的，保长只要把区里下达给本保的兵员数额凑齐就行了，上面根本不在乎你这个保送来的壮丁是什么来路。于是，那些不愿把自家的子弟送去当兵的有钱人家就掏钱请人代替，邱滔做的就是这项营生。他收了人家的钱钞，顶着人家的姓名去壮丁所（新兵集结处）报到，待开拔离开保定后，多则一月少则半月，就跟部队来个不辞而别。当然最初是不能逃回保定老家，的，得在其他地方混几个月，待部队追逃的风声过了再在保定露面。然后，该干啥还干啥，等着下一次抽壮丁时再把自己卖出去。之所以说这是“刀架脖子”的营生，是因为军队对于开小差的处置手段极为严厉，通常都是抓到之后就地枪决。可是，邱滔从抗战前一直把自己卖到保定解放前夕，连他自己都记不清究竟卖过多少次了，竟然每次都能成功逃离。所以，他这次被捕后专案组将其送往看守所时，衣博中特地给看守所长打了电话，说这人可是脱逃高手，你们得严加看守，千万不能让他给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