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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衣博中立刻把这纸“证明”拿到看守所，让井端阳辨认笔迹。井端阳只一看，马上确认：“没错！这是‘野马’的笔迹！我敢用脑袋担保！”

衣博中的猜测得到了证实，专案组众侦查员听到这个消息，惊喜之下也不由得有些纳闷儿，这是怎么回事儿呢？难道陆鸿海也是井端阳担任副组长的特务组织的成员？是属于组长“野马”抑或另一个井端阳那样的副组长领导的一个小角色？

不管陆鸿海是否“野马”组织的成员， “野马”是陆鸿海的上司这一点是肯定的，因此，可以根据这条线索追查“野马”的下落。于是，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专案组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如果陆鸿海是“野马”的属下，是否可以因此而派生出一个假设，那就是井端阳4月18日收到的那封信件，很可能是“野马”下达给井端阳的指令，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派人打入第一区区委区政府公勤人员队伍。丽井端阳因为信件被雨水打湿无法阅读，给“野马”写了一封回信寄往宏运大楼， “野马”收到回信后，误以为这是井端阳在故意推脱。按照“军统”的规矩，这是“临阵畏缩”，“野马”有必要执行“团体纪律”，对井端阳采取行动。而井端阳之子圆圆小朋友被绑架就是“行动”的一个内容，是对井端阳的一个严重警告。

众侦查员循着这个思路回顾绑票案的情况，对于绑匪为何在井端阳被捕后的次日清晨释放圆圆也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野马”得知井端阳被捕后，认为所谓的“团体纪律制裁”对于井端阳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他绑票圆圆，并非真的要赎金，不过是想以此警告井端阳。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绑架当晚井端阳竟然被捕了。这样，就不需要对井端阳发出警告了，所以“野马”就把圆圆放了。

当天下午，衣博中向政保处领导汇报了专案组的讨论结果。领导赞同专案组的这一思路，指示可以调整侦查方向，通过追查绑票案寻找“野马”的蛛丝马迹。于是，三分局刑侦队原调查圆圆绑票案的两个刑警宝大贵、小田被抽调到专案组开展工作。

七、重查绑票案

当晚，专案组听宝大贵、小田介绍了圆圆绑票案的情况。应该说，这两位刑警对于绑票案的接触是有限的。他们在接到报案电话后，立刻约见井端阳。可是，两人跟井端阳见面还没说上几句话，就被政保侦查员连同井端阳一起拿下了。次日，两人获悉圆圆已经回家，立刻去井家了解。圆圆被绑票的情况，可井端阳的母亲和妻子因为对井端阳被捕之事忧心忡忡，没心思跟警方说孩子的情况，而圆圆本人年纪尚幼，当时又被下了迷药，对于自己被绑架之事印象比较模糊。然后，两位刑警就被另行分派了任务，暂时结束了对绑票案的调查。

衣博中说，情况不大明了，这没关系，我们一起分析一下，努力把情况整个明白。于是大家就进行了讨论，宝大贵提出，先向井家大人了解圆圆小朋友回家后的言行，因为圆圆最初的言行很可能会真实地透露出些许可能对破案有用的线索。

次日，宝大贵、小田、纪雷三人前往“国康艺专”教工宿舍。这时距井端阳被捕已半月有余，其母薛氏、其妻吴淑琴的情绪业已趋于稳定。据这婆媳俩说，圆圆回家后最初的两三天里，玩耍时嘴里经常自言自语地叫喊一句话：“哎——馒头！哎——花卷儿！”至于其他情况，比如通常孩子经历这样一场劫难后，会做噩梦，会无由地发呆等等现象，在圆圆身上倒是一点儿也没有显露过。而圆圆对于立夏那天在街头突然被绑票以及绑票后的情况，却一直说不清楚，奶奶、妈妈也问过，但他只会说“我睡着了”，问他怎么会大白天睡着了，他就说不上来了。

当天下午，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找出了几个与案情相关的特征——

第一，据井家婆媳俩说，立夏那天他们全家出去转悠乃是临时作出的决定。那天午后，圆圆忽然提出要去外面玩玩，井端阳就说爸爸带你出去，可是小家伙却不肯，非要奶奶、妈妈一起带他出去。于是，井端阳说那就全家出动吧，正好在办庙会，咱全家去逛逛，结果出去后就发生了孩子被绑票的事儿。侦查员认为，井家的外出决定是临时作出的，但绑匪作案却应该是有预谋的，并且预先守候在井家附近等着孩子出门。

第二，据圆圆对于自己被绑票的极其简单的叙述，其所说的“睡着了”，估计是被绑匪用麻醉药物迅速使其进入了昏睡状态。

第三，圆圆回家后两三天里老是自言自语吆喝“哎——馒头！哎——花卷儿”之举，应该是被绑票的那段时间里所处的环境给其留下的深刻印象。那声音，显然是街头巷尾叫卖馒头花卷儿的流动小贩的吆喝声。因此，圆圆置身的地方可能是某条胡同里的居民住宅，不会是热闹大街两旁的临街门户。

第四，井端阳在孩子被绑的当天傍晚接到绑匪的赎票信件后，立刻向三分局刑警队报告，刑警队当即让其携函前往“天龙茶馆”见面。他在茶馆被省厅政保侦查员拿下后，当晚侦查员并未通知其家属，可是次日上午圆圆却被释放了。圆圆被释放显然是因为“野马”得知井端阳被捕的消息后，认为再扣着这个孩子对于其安全也好、特务活动也好，都是有弊无利，这才决定放孩子回家。 “野马”是从哪里获得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