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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听着，皆说“言之有理”。于是就给钱玉璋打电话，一问，那个舞会上还真有不少人是老板、伙计；再向茶叶、西药两个行业公会打电话了解下来，他们确实和粮食、五金、油料、水果等几个行业公会联合举办过一次联谊舞会。

侦查员吴富生、翟芝峰去西药业公会查下来，有一个名叫毕之鸿的跟邱滔、钱玉璋所说的鲁培德或朱浩相似。这人是个西药掮客，担任保定市西药行业公会的办公干事——相当于替行业公会义务跑腿的志愿者。说到这里的时候，旁边屋里的一位老先生进来倒开水，听见说到毕之鸿，就插嘴说是小毕啊，他一会儿要来我这边开证明呢，说要去广州出差。纪、翟两人顿时一个激灵：这家伙想逃？于是决定守株待兔，并指定接待他们的行业公会副会长杨先生守着电话机，告诉他如果毕之鸿来电应该如何回答。然后，侦查员打电话向专案组长衣博中报告此事。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毕之鸿来了。刚进了那老先生的屋子，还没来得及跟人家说上话，两个侦查员已经从隔壁屋里冲过来堵住了门口。吴富生只一看对方眼里一闪而过的那丝惊慌的眼神，便知八九不离十就是这主儿了，倏地掣出手枪将其逼住。这时，衣博中也带着三名侦查员进来了，毕之鸿就这样束手就擒了。

把人带到省厅，衣博中亲自讯问，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你的真实姓名？”

被捕者称其真名就叫毕之鸿，鲁培德、朱浩都是因特务活动需要而使用的化名。然后，毕之鸿对自己的罪行作了交代——

他于1947年在天津经人介绍参加了“国防部保密局”，直接领导他的上司名叫沙锦忠。1948年夏，他随沙锦忠来到保定。他以原先一直在干的西药掮客为业，沙锦忠则在一家私营贸易公司谋得了一份财务工作。保定解放前夕，沙锦忠通知他： “保密局”决定组建“保定地区第三潜伏组”，已经任命沙锦忠为组长，另设副组长一名，毕之鸿为上尉组员，由组长直接领导。之后，他曾根据沙锦忠的命令，收集了一些保定中共党政军等方面的情报，并接受指令发展特务。可是，由于社会上已经广泛开展了政治形势教育和反特宣传，他在这方面不敢放开手脚去做，只发展了一名新成员邱滔，还不敢向其正式挑明。至于立夏那天的绑票案，毕之鸿说是奉沙锦忠之命执行，作案时使用的麻醉药，是他从一家私人医院负责采购药品、医械的朱先生那里要来的。

当晚，沙锦忠在其家中被捕，当场搜得收发报机、密码本、密写药水、特工照相机、手枪与子弹、定时炸弹、毒药以及黄金、银元若干。

沙锦忠供认，其系1940年在重庆加入的“军统”，曾接受过“军统”特训班的训练，并在上海、南京、天津、保定从事针对日伪和中共的特务活动。抗战胜利后，他奉命在北方地区从事针对中共和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的情报活动。保定解放前夕受命潜伏，特工代号为“野马”，担任“保密局保定地区第三潜伏组”组长。其领导的这个特务组织一共有九人，后来又发展一人（即邱滔），其中三人由副组长井端阳领导。至1951年5月止，先后十四次向台湾“保密局”总部以电台或交通方式输送情报。

至于对井端阳之子实施绑票的原因，诚如专案组所估计的，是因为井端阳向宏运大楼联络点寄发的那封信件（由毕之鸿负责取信）引起了沙锦忠的怀疑，但他又无法确认井端阳是否已产生动摇甚至“叛变”，所以就以绑票方式对井端阳进行试探和警告，至于如何处置井端阳之子圆圆，那要看井端阳的最终态度。

讯问结束前，沙锦忠交代了他直接掌握的另外三名潜伏特务的姓名、住址。这三名特务在次日上午全部落网。

1951年9月11日，保定市军管会对“保密局保定地区第三潜伏组”案件作出了判决，判处沙锦忠、毕之鸿死刑；井端阳、邱滔等其他七名特务分别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那个为毕之鸿提供麻醉药品的朱鸣秋被判刑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