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也算有惊无险,但是飞语的公司不准请假,最多只能请三天的病假,如果超过三天,她的所有事物都要交由别人接替。飞语舍不得她拼了一年多做起来的客户,坚持着赶去上班,一开工,忙乱起来就顾不了那许多,二十多天后她的下体又流出了少量的血液,到医院打了针,拿了一些药,医生再次告诫我不许再让她出去上班。可是飞语想挣钱的心情那么急切,而我那时的工资仍然只有一千零一点,根本没有阻挡她的能力。第三回上医院时医生非常遗憾的对我们说:“如果非要保胎的话,婴儿暂时能够保得住,但不能保证出生之后没有残疾。”我和飞语都傻在那里,如果要打掉孩子的话,一方面飞语的身心要受到很大的伤害,另一方面那毕竟是一条生命,一条我们创造出来的,虽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生命;如果不打掉的话,万一生出一个残疾的孩子,那将会是一辈子的痛苦,不,应该是说两辈子的痛苦三辈子的痛苦。我的一辈子,飞语的一辈子和孩子的一辈子。
那晚飞语钻在我胸口上哭了一夜,她说对不起我,她说以后再也不争强好胜了,没有健康,钱能算个屁。可是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我想试一试,我就不信自己这么倒霉,生出来的孩子一定会是残疾。飞语却说她不想试,她试不起,她害怕。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们连自己都照顾不来,有什么能力去抚养一个有可能是残疾的孩子,有什么资格跟命运赌大小。
第二天早上我上班迟到了,闹钟没有响,一觉醒来时已近中午,桌上放着简单的早餐,飞语不在房子里。我的脑袋一麻,立刻想到了医院。如果去上班的话,她肯定会先催促我起床的。
那一整天我都恍恍惚惚的,无心工作,一到下班时间就打了车直奔租住地而去,这是我到北京之后少得可怜的几次打车经历中路程最长的一回。
飞语半躺在床上休息,看到我时温和地微笑:“好了。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健康漂亮的孩子。我什么都要给你最好的。”那一刻抱着她,我真的很想很想哭,尽管眼眶干涩,可在心上已哭过了一回。
一周之后我陪飞语到医院去复查,居然有没有清除干净的淤血残留在子宫里面,这种情况是较少出现的,可能当时给飞语做手术的医生不太专业。她再一次进了手术室进行清除,我站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听着手术室里传出来的阵阵惨叫,恨不能自己进去代她受了。
那次手术之后飞语失去了生育能力,她再也没跟我回过租住地,在医院里住了两天,第三天我再去看她时,只见到空荡荡的一张床。她走得那么决绝,没有留下片言只语。
她曾经说过的,永不会抛下我一个人,终究也只是一个不能坚持到底的虚伪的誓。誓言是抵抗不了时间和命运的消磨的,我理解她,我理解她可是……
我站在空空的病房里发愣、抽烟,护士走过来训斥我,挥舞着注射器让我走开,要抽烟滚到外面去抽。我很听护士的话,乖乖站到街口去抽烟,一包两包地抽,站在风里,一天一夜,不知何去何从。在这个繁华浩大的城市里,我丢了唯一的同伴。
飞语离开后我过了一段失魂落魄的日子,改租了一间较小的房子,换了一家公司,仍是做平面广告,漂在这城市里,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有工作,工作是唯一的亲人,于是把全部心血都花在上面,一直到2002年的时候,我成功地注册了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
到北京之后我从来没有回过家,我不敢往回走,我怕走回去了之后,再认不得走出来的路,我害怕记起,害怕一个女孩的身影刻在心上挥之不去的感觉,尽管那身影业已挥之不去。
起初几年我对家庭没有任何帮助,家里就像突然死了一个儿子似的杳无音讯,2000年我开始往家里寄一些钱,那时候收入很低,除了必要的开支之外,我把所有的钱都寄回去了每月也只有八九百而已,2002年之后,我坚持每月给母亲汇款四千元,希望受了一辈子穷的老人能够安享晚年。
我在北京定居下来,一直是孤身一人,孤独地吃饭,孤独地上下班,孤独地睡眠……在北京,没有一张曾经使我熟悉温暖过的脸。
2004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我从前门步行到崇文门去会一个生意上的伙伴,那天刚刚结束了一冬的寒冷,阳光普照大地,虽说不上暖和,到底驱散了冬天的阴影。
我的兴致很好,沿着街道慢慢地走来,哪家音响店里隐隐传来一支旋律悠扬的歌,呵,我已经有多久没听歌了。我询着那声音找去,带着十八九岁时才有的欣欣然的欢喜心情。找到那家店,在那店门口,我一扭头,看见那冷艳高贵的女孩,陌路相逢,我要定睛看上好几眼才能将她认出来,昔日春衫班上的班花,现在已为人妇的漂亮女子,邱琼。
她惊喜的笑容一闪,轻轻向我点个头,向身侧的男人摊一摊手:“我先生。沈苏朗。”转而指着我:“我的同学。”她介绍我时,并没有说出名字。
我与沈苏朗轻轻握手,他呵呵笑着:“看你们俩的神情,似是当年的情侣。”很爽朗的一个男子,令人舒心,也放心。邱琼跟他在一起,定会快乐的。
“瞎说什么呀?”她甜蜜蜜的笑,“快听这歌,我最喜欢的,刘若英的《后来》”
栀子花
白花瓣
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