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1926年出生在云南省峨山县城，读完小学就没读了。16岁时，外婆把她嫁给县城里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少爷对她很好，给了她很多金银首饰，好看的衣服。母亲什么都不要，只要读书。夫家没法，只得送母亲去读书。母亲在峨山中学10班读初中时，已是快20岁的大姑娘了。
在中学读书时，母亲接触到了新思想。当时云南的地下党，在峨山中学秘密开展工作，好几个老师是中共党员，峨山中学初中10班的学生中，有不少对新思想感兴趣的青年。解放后成为云南省人大主任的李桂英，就是当时这个班内的新青年积极分子。
不久，母亲和她的初中同学李桂英，悄悄离开峨山县，进山参加了中共云南地下党的边纵部队。母亲被分配在余为民的四纵队，当团部卫生员。很快，母亲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时她已是要理想不要命的革命女青年，不想生出肚里的孩子，坚决要跟靠走私大烟和贩卖枪支发财的旧家庭决裂，要跟自己的丈夫离婚。
我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勇敢母亲，躲在深山老林，摸着渐渐隆起的肚子，心乱如麻。她找一些土坎，一次次往下跳，想把肚里的孩子跳掉。可那个睡在子宫里的小生命，一点不理解我母亲的革命理想，坚决不出来。于是我的母亲不得不躲进简陋帐篷，用说不清的什么方法，把肚里的孩子杀死，做了一次人工流产。
前久，我看见《玉溪日报》上追忆云南边纵女战士的文章，文中说她们雨天行军，冬天过河，夜间露宿在阴冷潮湿的森林里。那文章让我看得想哭。我那娇滴滴的可怜的母亲，跟她的那些同样孱弱的革命女伴，一起跋山涉水，右躲左藏，顶风冒雨。她们怀孕、产后、例假、受伤，跟男人一样战斗，其实还是女人。她们用女人娇弱的身子，跟恶劣的自然抗衡，跟强大的追兵周旋，只为冲破历史巨大的黑夜。
云南解放后，母亲分配到昆明工作。她响应党的号召，追随爱情，跟着在革命烽烟中结识的未婚夫战友，一路南下，前往云南最边远的地区，支援当地建设，去到墨江县、再去思茅县，最后定居在澜沧县。
母亲说，那些边远深山，根本就没有路，他们一路往南，披荆斩棘，行李靠马帮驮运，人徒步行走，还要提防沿路土匪的袭击。后来，母亲看到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曾低声哭泣。她哭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伤心和感慨，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已经不是自由人，她劳改释放，在农场就业。
劳改是一场解释不清的噩梦。母亲在墨江县工作时，与相恋的男人结婚。丈夫很能干，是当时修思普公路（思茅至澜沧）的一名官员。一夜之间，母亲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她已经怀孕，入狱后孩子没保住，死在了肚子里，孩子的爹也没保住，他要继续进步，马上跟母亲离婚，修路结束后，他就回昆明了，消失在茫茫群山之后。
孤单的母亲，在监狱里寻死不得，才活了下来。
2007年，我为了寻访父亲母亲的足迹，只身一人回到农场，通过关系，我看到了父亲母亲的档案。它们黄黄的，厚厚的，散发着一股蒿叶般的苦味。我看到了父亲母亲的光荣战斗史，看到了他们蒙冤受难的历史。还看到了母亲作为一个女人正常的恋爱史。
那份恋爱史有些复杂。母亲1956年入狱，刑期5年。由于表现好，刑未满，就在农场医院做清洁工。她刑满释放时，医院来了一个同样在服刑的李姓男医生，李医生医术高超，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他狂热追求母亲，母亲无比惊喜，又胆战心惊。爱情在秘密的摸索中悄悄生长，他们万分小心，还是被组织的火眼金睛发现了。
爱情暴露，结果很惨。他们不得不赶紧向组织上交自己的恋爱信，用曾经写过恋爱信的手，重新写出一封封检讨书和悔过书。几十年后，我双手捧着他们亲笔书写的情书和检讨书，趴在档案桌上，哭得稀哩哗啦。
李医生终于没有做成我的父亲，他被严肃处理，调往边远的农业队种甘蔗和水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得再做医院的清洁工，被送去医院的菜地里种菜。
母亲每天顶着烈日，挑起沉重的粪桶，行走在厕所与菜地之间的土路上。她把粪水一瓢瓢浇给那些幸福的菜们，用锄头一锄一锄挖向菜地，手掌心磨破了，脚趾头被锄头挖伤了。
幸好出现了我的父亲。
这个男人，一直默默地关心我的母亲。他也是种菜的一员，看到母亲挑粪辛苦，他常把自己的粪桶挑到树阴下，迅速折回来，帮我的母亲挑粪。蔬菜在地里生长，另一个爱情事件，也在他们的身体里萌芽。他们肯定害怕，担心别人发现。可蔬菜即使不浇粪水，也会长大，只是长得瘦弱。爱情同样如此，尽管躲躲藏藏，心有余悸，爱情之苗同样会生长，无法阻挡。我的母亲无法拒绝爱情，那个男人也是，他终于做成了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