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暗示他早点搬出去，因为室友有意见。
几天后，他在火车站附近的三店巷里找到了一个出租屋，说是还算便宜，就扛着他的大包搬过去了。
老蒋他爸知道他在南方后，就让我哥帮他寄了件毛衣过来，说是老蒋妈织的，让我转交给他。
星期六晚上，我拿着毛衣去火车站附近的三店巷找他。火车站广场人潮涌动，在明亮如昼的灯下，无数刚下火车的乡下男孩女孩被串成了一排排人龙。我知道他们将被转往三角洲那些乡镇工厂。我穿过行色匆匆的人们，绕开那些不知为了什么事想与我搭讪的人，找到了三店巷。巷口站着一个女孩，她向我点头笑着。就在我朝她看这一眼时，她对我说，要过性生活吗？我遏制想笑的冲动，我在1989年岁末的巷子里疾走，我想我终于遇上了传说中的鸡。
后来我坐在老蒋凌乱不堪的房间里说起这事时，还在乐不可支。他眯起眼睛，说，要看这样的笑话这巷子里每天都有。他指着窗外这条夜色中潮气汹涌的巷子，说，什么样的角色都住在这里，这也是生活，你啊，没看过吧。他显然看到了我皱眉，他好像故意恶心我，告诉我虽然乱七八糟，但他觉得还不坏，如果换在从前，像他这样的，还真的没路可走，但现在不一样了，饿不死他了，他想赖在哪儿都行。他再次指了指窗外告诉我，人家也在过日子呀，也在忍也在梦想啊，你刚才遇到的那个女孩，估计是那个“大饼”吧，我听他们这么叫她的，补鞋妹，温州来的，晚上就干这个。他笑起来，那鸡你不看脸的话，还算性感，这巷子里的不少人都和她睡过。他说，谁同情谁啊，没准她比你还有钱，过几十年她就成了你的老板。他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请我去外面大排档吃饭。他视线飘到了我的头顶上方，“切”地笑了一声说，工人说他们要上班农民说他们要种田，就好像我们是想多了的多余的人，也可能真是想多了，管好自己吧，天塌下来，照理有比我们高的人顶着呢，走吃饭。
这一晚，我原本以为他会问我友琳的情况，他没提。我离开那儿的时候，忍不住说，我以为你会问起友琳。
他伸手按在我的肩膀上，他对我摇了摇脑袋，说，我跑来跑去，停不下来，来不及想很多以前的事，也来不及难过。
然后，他用洞悉我心思的眼神，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这眼神让我不舒服。果然他说，怎么，你对她还有心思？放不下？是哥不好。好，哥帮你。
他说，有空的时候，你带她来，看看这儿，她就什么伤心都没有了，跑都来不及了，真的，我是说真的。
那一段时间，其实友琳、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已开始为求职奔忙了，因为我们快毕业了。那年冬季，那场远去的风波使求职之路变得有些难走。我们拿着求职简历跑遍了G城的大街。
因为想着半年后就将毕业，也因为想着日益迫近的别离，我的焦虑感在劝我别再迟疑了，问问友琳可不可以重新开始吧。如果可以，那么就得为日后在一起努力。有一天在实验楼，我把一碗方便面递给在外面找了一天单位，两手空空回来的她时，就问出了口。
她同情地看着我，摇头又点头，她说，怎么说呢？不好意思，怎么说呢？
我说，是因为那个老蒋？
她嘟哝好像是也好像不是。
那是什么呢？
她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好像很难回到重来的状态，也可能那个人进来过我们中间，我们都不是以前的状态了，而新的状态还没有找到一个点。她突然泪水纵横，她说自己知道我对她好，不好意思。
我告诉她老蒋早回来了。老蒋现在就在这座城市里。他与你想像的未必是一个人。这是他让我告诉你的，也是我想告诉你的。
她抬起头静静地听着。我说，要不我们去看看他，这也是他的主意，当然也是我的建议。
我心想，如果那个情敌其实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就让她自己去确认，否则我怎么争得过幻影。
第二天下午，我和友琳坐公交车去了火车站，我们到三店巷的时候，早了点，是傍晚四点半。我以为他还没下班，就不抱希望地敲了敲门，没想到里面有人的动静，我叫了一声“老蒋”。没声音。我又叫了一声。他在里面应了，说，等等。
我们等了好一会儿，他才开了一条门缝，从里面挤出来，反手把门拉上。他眯着眼睛冲着我笑。他横立门前的身体语言，告诉我这一刻他没想让我们进去。
他看见了我身后的友琳，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说，友琳啊，你还好吗？
他双手一拍，好像有多高兴的样子。而他堵在门前的姿态，分明是没想好到底是该邀请我们去别的地方坐坐，还是等会儿把我们迎进屋去。我听到了里面的动静，屋里还有人。
友琳的目光全凝视在老蒋的脸上，她的脸色涨得通红，在这条阴暗的巷子里，她像站错了重逢的场景，她问他，这两年去哪儿了？
老蒋说，谋生呗。
友琳说，我以为你还在海南。
老蒋叹了一口气，说，有些事太磨难，不讲给别人听，是心疼别人知道了难过。
友琳说，真正的朋友，每天都从最难的底线上牵挂对方，没有哪一种难受比牵挂更难受。
老蒋看了我一眼，脸红了，说，不好意思，友琳，是我不好意思，我混得灰头土脸的，没有心情和你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