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我已准备认了。而我的老乡毛豆、小波不干，他们猛拍我的肩膀，说，妈的，去，我们去把那摩托小子狂扁一顿吧。
我说算了算了。我钻进被窝，想蒙头大睡。那些天我不知道友琳的心里在经历怎样的波动。“人无着落的时候总得先救自己吧”，我理解她也理解自己。我想我是输给了户口、输给了个体户、输给了指标，输给了好生活。
我在心里对友琳说了“再见”。
我对找工作也立马失去了兴趣。
现在我沉浸在图书馆写我的毕业论文，因为我不想听外面的事，不想听谁谁找到工作了，谁谁谁托到关系了。
但是，那些消息，还是顽强地钻进了我的耳朵。我听说毛毛原来是和副校长的亲戚火线搞上了。而室友阿牛说，错。他说他看见毛毛晚上在凉亭那边和一个中年人搂搂抱抱，“你猜谁？不说了。你会说出去的。”
其实，那一阵子飞短流长纷纷扬扬，比如有传说在校门边的林荫道上、舞厅里，有些焦灼的女孩在钓觊觑她们的人，“你能帮我吗？”
有一天，我在北区门口看到友琳和伟亮抱着一把花，从外面回来。
友琳看见我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让我难受。分手后的这几个月来她在飞快地陌生起来。她一定知道我在回头打量他们，所以她步态有点不协调有点笨拙。冲着她这样子，我滋味百般。我劝自己，她是对的，和伟亮好，能在这座城市里留下来，留下来，一个女诗人首先需要留下来，回到小镇去，就啥也没有了。
那年毕业的时候，友琳留在了G城，据说由伟亮一家使力，去了一个区的区政府。
我不知道友琳高不高兴，我只知道我没太多不高兴，再说也没谁在意我是否高兴。
那一阵子，我们男生沉浸在“意大利90”中，通宵达旦地看世界杯足球比赛，由此暂忘了即将来临的分手。我不想回老家。我被分到珠三角一个县级市的政府办公室。
我有些懒洋洋，不知为什么提不起整理行囊的兴趣。在临走前的那几天，除了看球赛，我突然爱上了去图书馆。在离校前的最后一天，我甚至在图书馆泡了一整天，我发现原来这里是这么安宁惬意啊，可惜四年了，到快滚蛋的时候才恍悟这一点。那天晚上，我从图书馆出来，我背着我的帆布书包走在校道上，在路过图书馆后面的那棵大香樟树的时候，我突然决定爬上去。我把书包挂在了高高的树杈上。我从树上跳下来的时候，有个路过的男孩吓了一跳，我拍拍手里的树皮碎屑，对他说，明天毕业了，就留个纪念吧。
我回到宿舍，我看见友琳正在帮我收拾东西。宿舍里空空荡荡，不少同学已提前走了。看见她，我愣了。她说，你还不收拾啊，明天是最后的离校日啊。
我笑了笑，说，反正也没东西，反正有些东西也不要了。
她在理我的书。我说，那些书我也不想带去了，你要你拿去吧。
我不知她来想和我说什么。好在她没说什么。她帮我把那只要托运的皮箱用床单包好，然后用针把床单缝起来。
坐在灯下，她安静的样子让我觉得眼熟。我转身出去，说去隔壁宿舍要一段绳子。
我拿着绳子回来的时候，看见她的眼泪正落在箱子上。
我装没看见，我在宿舍里忙得团团转。她后来咬断了线头。她说她得先回去了。走到门口，她指着我穿的“意大利90”的彩色沙滩裤说，你总不能穿着这个去单位报到吧。
她就走了。我的小布尔乔亚诗人，越来越像一个懂事的女人。我抹起了眼泪。
三个月后，我听说她和伟亮结了婚。那时我正站在珠三角一个乡镇的街边电话亭，听老同学老牛在线的那头说这事。
我对着电话筒有些吱唔。我对着G城的方向，想着第一次在同乡会上见到她时的模样。
我看见许多人围在她的身边。一些名词像蜜蜂一样旋转在她的上空。那些名词变幻着，似阵阵浪潮，闪烁着光芒，它们对她构成了场景和引力，诗歌、流浪、自由、海南、商海、时局……一波波起潮，她向它们展现自己的欢颜和犹豫，它们与我争夺她的视线，她的定义和她的坐标，我常常感到自己措手不及时的虚弱，就像我们追逐这时代的每一波潮涌，几个名词，就将青春打发过去。它们是我最深切的情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