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晚上老蒋坐在我的身边，压根没提友琳。那好像是一片飞移过去的云朵，在他的天空中已经淡去。他哪知道友琳就坐在楼下不远处的实验室里，在对他朝思暮想。
我说我要去做作业了，提前告辞。我把老蒋拉到门外，说，刚才只顾着揍你几拳，没时间跟你说话，你知道友琳在等你回信吗？
他一愣。他看着我，说，对不起。他摇摇头，把嘴凑近我耳边，说，我对不起你。
然后他拚命地摇头，像要揺去脑袋里的云朵。
我说，你对不起的是她，你让她天天在等。
他瞅着我，然后闭了一下眼睛，脸上竟有腼腆的哀愁，说，你能告诉她吗，我也一直记得她，告诉她别那么在意，人与人就是过客，不管如何相依，情境过去了，难免成为过客，谁也承担不了别人，最难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就是天大的责任，我这么说，你们不懂，是因为没吃过苦，以后会懂，我感谢她对我好，帮我告诉她吧，好不好，她想像的我也一定不是我。
我走下楼。我心想这鸟人在说什么呀，也可能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还说得这么有腔有调，仿佛在说人生悖论和这世界的痛点，而不关他本人的薄情。
老蒋告诉我他会去北京。在幽暗的楼道里，他好像知道我心里的低沉，他以呵呵的笑声想宽松一下气氛，他说，因为丁姐想回去，那里有一批她的志同道合者，北京的平台才是大平台。
友琳不知道老蒋已经从海南回来了。
她也不知道老蒋有些晚上甚至来到了我们校园里，跟丁姐一起，找专家学者谈天说事。
友琳依然像前一段时间那样，把实验室当成了家。她早来晚归地待在这里，摆弄着试瓶烧杯，或一声不吭趴在桌上写东西，我知道她在写诗。只是她不会像以前那样给我看了。
有一天，我在做实验的时候，回头看见她正看着我。她说，你为什么一声声地叹气？我说，我在叹气吗？我怎么不知道我在叹气。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如果你心情不好是因为我，那我真的对不起，很对不起。
我觉得自己的眼睛里涌起了雾气。我抗拒着自己的软弱。我扭头说，没事没事，你自己不要不开心就好。
她看着我，也叹了一口气，然后又叹了一口气。
我说，干吗哪，想到你在不高兴，其实我也会不高兴，所以你该高兴起来，我说的是真话。
她点点头，收拾好书包，走了出去。
友琳和我，像一对奇怪的组合，泡在实验室里。
她在那里做实验，我在那里狂补作业。
有天中午我趁实验室没别的人，用电热杯烧了碗方便面，还加了个蛋。香喷喷的味道，让实验室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居家气息。她在那头说好香噢，我随口问她要不要。我记得好像就是从那天起，我迷上了在实验室煮东西。有一天我甚至学中文系的才子老乡一样，去校门外的菜场买了条鲫鱼，回来煮了杯鱼汤。她走过来尝了一口，说，哗，不错。
又有一天，我在用电热杯费劲地炒一杯菠菜年糕时，她连声说好香。我说，我再去洗点菠菜，回来再做一杯吧。当我回来时，她正手忙脚乱地用调羹拌着电热杯里的年糕，怕煳了锅。我说我来我来我来。我蹲下身，从她手里拿过调羹，拌起年糕来。
她说，给我再炒个鸡蛋吧。
我笑道，没鸡蛋，你去买。
她说，好吧。就出了门。
过了一会儿，她不仅买来了两只鸡蛋，还买了两只螃蟹。
在孤独的实验室里，友琳和我又有了交往。
那只小小的电热杯，被我们藏在实验台的底下。我和友琳钻在实验室一起迷上了做饭。煮食散发的温馨气息让我们的亲密得到了一些恢复。空气中有了点暖烘烘的感觉。我们用那只小杯用到炉火纯青，我们的厨艺在飞速进步，发展到后来我们甚至用它炒了碗麻辣田螺。
我们成了厨艺的搭档。我们好似重新走到了一起。但我心里明白，这一次我们不是情侣。至少到目前为止，她只是想以胃里的暖和让心痛趋缓，然后好过一点。
所以，做菜吧。
我们的炒田螺轰动了宿舍，老牛他们说，哇噢，这么好吃还不去食堂门口卖啊。
那时老牛他们已经在食堂门前“经商”了。他们卖方便面卖报纸卖二手书以及代理冲印彩照。他们说这田螺端出去保准把食堂里的大锅菜给盖了。他们拚命煽动我和友琳，玩呗。我发现原来在我泡实验室的这段日子里别人已开始卖东西了。“十亿人民九亿商呀，还有一亿待开张。”老牛劝我和友琳赶紧开张，他准备放弃方便面，一起加盟卖田螺。
友琳像多数校园女诗人，趣味文艺，她觉得此事有些搞笑，她说卖田螺的事她可干不了，但可以帮我们策划一下招贴海报。
于是，老牛负责偷电、装电炉，我负责剪田螺屁股，主炒。友琳负责构思海报，在一张白纸上用毛笔写上广告语。她把这事干得像在写诗，她还真的写了一首诗，《田螺之歌》，“让味觉通往家园，通往童年的清清水塘”。
没有铁锅，我们用的是一只脸盆，田螺在脸盆里咣咣直响，整条宿舍走廊被我们炒出了厨房的味道。我听见经过门口的人在打喷嚏说真香。我奋力挥铲，对友琳说，这诗写得不错，我们会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