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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堡号”沉船宝藏之谜

2010-08-26 来源:故事会 作者:佚名 查看评论
摘要:沉默的哥德堡号2005年12月,瑞典人历经10年、耗资3000万美元重建的哥德堡Ⅲ号从瑞典哥德堡启航开赴中国广州,展开

船

沉默的哥德堡号

2005年12月,瑞典人历经10年、耗资3000万美元重建的“哥德堡Ⅲ号”从瑞典哥德堡启航开赴中国广州,展开了一段梦想之旅。二百多年前,同样是满载希望,“哥德堡号”劈波斩浪,沿着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跨越遥远的时空,把瑞典哥德堡和中国广州这两座港口城市紧紧连接在一起。

1745年9月12日,满载着中国商品的“哥德堡号”,在几乎到达故乡岸边的最后一刻,触礁沉没。东方的繁华、满船的珍宝、水手的传说,一切都随着庞大的“哥德堡号”深埋海底,留给世人无限的谜团。

对于瑞典人来说,中国实在是个遥远的国家。但是,在哥德堡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国,人们对茶叶和瓷器的热情更是近乎虔诚。这种热情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两百多年前神秘沉没的“哥德堡号”。瑞典人建立了“哥德堡号”古船博物馆,耗时10年一斧一锤地用原始手法重建“哥德堡号”。但是,一艘古代的沉船在几百年后何以还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却要从头说起。

“大航海时代”的产物——哥德堡市

1621年6月,刚刚从丹麦手中夺走了西海岸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右手一指,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西部的哥德河畔,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市被恩准建立。

相对于中国北方以“沙漠之舟”为特点的“丝绸之路”,中国南方也有一条以水路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通商要道以广州、徐闻以及后来泉州等地为始发港和货物集散地,它不仅通往全国各地,而且还能远及世界三大洋一些水边城镇。“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是1887年德国学者李希托芬首次提出的,自此几乎举世公认是“沙漠之舟”和“沧海之舟”共同承载了中国两千多年对外交往的厚重历史。

但是,到了16、17世纪,古老而富庶的中国却将自己封闭了。自从明朝开始颁布海禁以来,中国似乎与大海隔绝了。明世宗颁布命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对于和洋人做生意的海商,要施以严刑峻法。自那时起二百年间的中国,再也没有郑和下西洋的雄壮船队充当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文化往来的友好大使。清王朝对于西方贸易的态度是戒备、限制、加上封关自守,整个中国的沿海只有广州黄埔古港一个口岸允许通商。

欧洲此时却恰恰相反,进入了一个充满扩张历险的“大航海时代”。中国在他们眼中不仅充满宝藏,而且神秘无比。惟一的出口广州更是无比的繁华,珠江上的船舶运行穿梭,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一般繁忙不息。外国商船从这里把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向欧洲乃至世界各地。哥德堡市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并且繁荣起来的。

从建城开始,哥德堡市就注定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最初的市政委员会由10个荷兰人、7个瑞典人和1个苏格兰人组成。哥德堡的初期定位是建设以荷兰阿姆斯特丹为模式的海港城市,不久后发展成为航海和商贸城市。瑞典的船队可以从哥德堡起航直驶大西洋,去往世界各地。瑞典的著名自然科学家卡尔·冯·林奈当时曾旅行考察了整个瑞典西南部地区,做出过如下的描述:“哥德堡是瑞典王国最美丽的城镇。它几乎被垒墙、要塞和护城河所团团包围,城区被划成方阵型,街道整齐笔直,堤岸河水相映照,两岸栽种的落叶乔木,交织出荷兰城市风情。”

“哥德堡号”的老东家——瑞典东印度公司

瑞典东印度公司从1731年到1806年的75年间,也就是清朝乾隆年间,共派出37艘商船,完成了从瑞典哥德堡到中国广东的132次远洋航行,从“中国热”中攫取了大量财富。

18世纪中叶,西方与中国的贸易带来了巨额利润,葡萄牙、英国、荷兰等国纷纷成立从事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但是这些公司都在政府的保护下进行垄断贸易,外人无从插手。那时,瑞典正处在所谓的“自由时代”,有了限制皇权的宪章,商业行为得到保护,关税水平也非常低。一些英格兰和苏格兰商人就开始把目光投向瑞典,拥有天然良港的哥德堡市立即成了这些冒险家的乐园。

苏格兰贵族克林·坎贝尔是他们中最聪明的一个。他携巨资来到哥德堡,与当地富商尼古拉斯·萨格林和亨利·雪尼一拍即合,由具有良好上层关系的雪尼出面做政府的工作,终于在1731年获得政府特许,成立了从事垄断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按照协议,当局授予该公司独家与东印度地区(包括好望角以东所有国家)从事贸易的特权,每个协议执行期为15年左右。这是瑞典国王向外国投资公司签发的第一张贸易许可令。在拿到许可令的当天,坎贝尔便迫不及待地举家迁往哥德堡筹集资金、建造大型商船,其速度和效率并不亚于当今的电脑网络公司。在18世纪20年代末,瑞典的全部海运商船只有480艘,但仅仅50年之后,数量便猛增到900艘,几乎翻了一倍。其中,瑞典东印度公司新建的商船一艘跟着一艘下水,远航东方,极大地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哥德堡号”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当时的欧洲,中国正成为时尚和财富的代名词。人们对任何来自东方大陆的物品都趋之若鹜,惟恐落在时尚潮流后面。上等的宴席一定要用中国进口的瓷器才够高雅,豪门名士家中一定要有中国式的摆设家具,包括园艺的风格都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瑞典东印度公司总经理戈贝尔松说:“在18世纪,中国的很多商品比别的国家先进,当时瑞典传到欧洲的潮流就是穿戴中国服饰、用瓷器来吃饭,所以中国的商品不用担心卖不出好价钱。”原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员家属卡斯腾·史凯尔也表示:“东印度公司昌盛时期,我家有50个亲戚在东印度公司当船员,都去过中国,3人死在广东。”现在,在史凯尔家里还保留着祖先从广州带回来的家具。

为金钱而诞生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自然不会放过“中国热”带来的滚滚财富。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批从中国返回的商船货物,拍卖之后的收入高达90万旧克朗,而上交国家的关税只有区区2000克朗,海关税率只有2.2‰,难怪和中国做生意是一项需要国王特别批准的垄断性权力,它简直就是摇钱树!据称,瑞典东印度公司一条商船赚取的利润相当于当时瑞典全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可以说是带动了整个哥德堡的发展。许多达官贵人纷纷入股瑞典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成员成为显赫的身份标志。但是,老奸巨滑的坎贝尔深知,旁人的眼红会给公司招来祸害,因此他立下了一条规矩:每次商船从中国返回之后,一旦卖掉船上的货物,公司的所有账本一律烧毁,片纸不留。甚至董事会成员之间,也无法知道自己的合伙人赚了多少钱。也正是这一招,使得后来“哥德堡号”的沉没原因变得神秘莫测、无据可查,也许永远没有人能够探知其真相。

“哥德堡号”沉没之后,瑞典东印度公司又建造了“哥德堡Ⅱ号”商船,后来沉没在南非。1813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关闭,或许它与世界上许多其他的东印度公司惟一的不同,也是哥德堡人最希望我们了解的历史就是: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从来没有向中国贩运过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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