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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离开时给蒋介石留下了长文的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汪精卫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当时的爱国气氛下，走高唱抗战的道路当然比较容易，而走与日本讲和的道路就比较艰难。所以汪精卫对蒋介石说：你去领导容易的抗战吧，我来承担艰难的和平工作。

不少人以为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是因为贪生怕死，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汪精卫本来已和蒋介石一起撤退到安全的大后方重庆。如果汪精卫和蒋介石一起高唱抗战的话，绝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相反汪精卫要逃出重庆和日本人合作，倒是要冒生命的危险。汪精卫逃到河内后，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打死了他的秘书。如果不是汪精卫的秘书主动要求和汪对调房间的话，汪精卫早就丧命河内了。所以汪精卫的“和平工作”，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赌博，绝非一般贪生怕死之徒敢为的。

三、汪精卫政府的客观作用

汪精卫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了维新政府，使中国在国际处于非常绝妙的位置。一半中国人参加英美法阵营，另一半中国人参加德意日阵营。如果英美法取胜，蒋介石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接受汪精卫政权；如果德意日取胜，汪精卫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接受蒋介石政权。中国是二战中唯一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战败的“双保险”国家，这使中国避免了万一战败而陷于割地赔款、甚至被分割亡国的绝境。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才能想出这种绝顶聪明的生存之道，让洋人们叹服。

汪精卫的维新政府除了使中国成为不会战败的“双保险”国家外，还从侧面拯救了蒋介石和共产党。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满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战条件，才使日本没有继续向蒋介石发动进攻。如果没有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日军不可能找到一个有面子的停战理由，必须继续进攻直到消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后再没有对退居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发动大规模进攻，就是因为汪精卫已经代表中国与日本讲和。

有人说1939年后日本没有发动大规模对华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的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几百万兵力全线出击，大举进攻东南亚。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华战争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过七、八十万。只要日本再投入200万军队，打下重庆延安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正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才没有继续进攻重庆。蒋介石和共产党能在8年抗战中生存下来，靠的并不是国共两党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是靠汪精卫的“卖国”解围。

另外汪精卫政府除了“双保险救国”方面的意义外，在“救民”方面也有不少作为。战后国民政府号召敌占区老百姓“忆苦思甜”，揭发汪精卫政府为虎作伥，迫害人民的罪行，但实在没有找到什么值得搬上桌面的东西。相反敌占区人民在汪精卫政权下的生活还过的去，基本生活物质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平稳，没有听说老百姓吃不上饭，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发生。而蒋介石“还都”以后，倒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卫时代还下降了一块。后来共产党在文革时搞“忆苦思甜”的诉苦大会，也很少听说有人控诉日伪时代的生活最苦。

汪精卫统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均得到保证，没有出现发行粮票布票的限吃限穿，也没有“知青”市民下放农村的拆散家庭，比共产党政府的政绩还要好一些。没有汪精卫政府和日本人争物资，保证敌占区人民的吃饭穿衣，敌占区人民怎么可能捱过八年的漫长岁月？假如当时没有汪精卫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敌占区的物资全部抢光烧光，敌占区老百姓即使逃过日本兵的子弹，也逃不过饿死冻死的命运。汪精卫政府与日本人争物资，至少拯救了上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性命。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与独立的，从来没有人主动要求当别人的奴隶，也没有人会主动要求做他民族的傀儡和走狗。任何人成为奴隶，成为傀儡和走狗，都是出于迫不得已。如果认为汪精卫是自愿主动地、心甘情愿地当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那将是对普遍人性的错误理解。

客观地讲，汪精卫成为汉奸是他把赌注压错了地方。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胜利的话，汪精卫就会把蒋介石作为美国走狗汉奸推上审判台，我们今天也要认真学习《汪主席文选》了。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客观地评判历史人物，一定要本着一个最基本原则：“不以成败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