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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有人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向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比自己大很多倍的美国发动战争，是一种失去理智的疯狂行为。但这种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事后诸葛亮”。要知道战争的胜利不仅仅取决于“物”的方面，还取决于更重要的“人”的方面。如果战争总是“物”的方面占优势的，人多、枪多、钱多的一方取胜的话，人类的历史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比比皆是。这些战例的成功都是依靠发挥“人”的优势来弥补“物”不足。

赤壁之战时，孙权以5万兵力向曹操71万大军挑战，是不是失去理智的疯狂行为？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向清国、俄国宣战时，日本的国力都远远逊于中国和俄国，日本是依靠“人”的优势取得了以弱胜强的胜利。二战时日本的国力固然远远逊于美国，但绝不是说日本就没有战胜美国的可能，只能说美国战胜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日本发动对美偷袭，其实就是现在中国所谓的“超限战”思想，弱者要想战胜强者，就不能遵守强者们制定的所谓“战争规范”。

二战前世界上有两大阵营：“英法美”和“德意日”。从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等“物”的方面来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国占绝对优势。但战争就是一种赌博，在“物”方面的劣势者就象口袋里没有多少钱的赌徒，他们要想赌赢腰缠万贯的阔佬，只能采用“孤注一掷”的赌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输。“德意日”孤注一掷向“英法美”挑战，也就抱着这种大嬴大输的心里。当然“德意日”的确有战胜“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将领们少犯一些错误，如果“英法美”的将领们多犯一些错误，二次大战的胜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胜利其实不过是一种“险胜”。

在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阵营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中，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测哪个阵营会取胜。蒋介石赌“英法美”取胜，坚持抗日战争；汪精卫赌“德意日”取胜，主张对日讲和。如果我们不以“胜者王侯败者贼” 的历史观来评判汪精卫的话，当时汪精卫对日讲和的行动并不是什么卖国行为。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取胜的话，中国如果站在“英法美”阵营一边，就不可避免要作为战败国受到割地赔款的惨烈制裁，那时中国可能真要被并入日本的一个省，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要划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与日本讲和，中国就可以避免成为战败国的割地赔款苛刻制裁，还可以让中华文化苟延残喘下去。这就是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二、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

汪精卫是1905年发起成立同盟会的元老，是最早跟随孙中山的信徒之一。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信一直很高，孙中山逝世后接任国民党主席。虽然被掌握军权的后起之秀蒋介石夺取了实权，但汪精卫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一直在蒋介石之上。汪精卫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对日讲和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卫是主张抵抗的主战派。当时的爱国学生把汪精卫当作爱国领袖，1931年12月5日全国爱国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请当时正下野的汪精卫还政，他们打出的标语是：“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即日收复东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

12月6日汪精卫在接见全国高校学生代表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卫进一步阐述他的对日方针说： “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汪精卫在高呼抗战的民意之下，再次还政担任行政院长。

汪精卫上台后公开发表讲话，主张惩罚不抵抗而退却的张学良，蒋介石等人却不同意惩罚张学良。汪精卫一怒之下提出辞职，但国民党中委会不同意汪的辞职。由于汪精卫不掌握军队，无法插手军事方面的“抵抗”，此后汪只好专门负责“交涉” 的方面。汪精卫批评张学良的不抵抗退却时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再不抵抗必影响外交。今日以后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本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汪精卫在日本政府的第二次对华声明后，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取和日本实现停战。汪说：“我们应迅速连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说： “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汪精卫乘蒋介石去陕西参加军事会议不在重庆的时机，12月18日以外出演讲为由乘飞机离开重庆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