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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四年（1267年）的时候，忽必烈派使臣黑的前往日本，晓谕其尽快向自己称臣。

黑的先是到了高丽，准备从那里坐船去日本。对于宗主国来的尊贵客人，高丽显得很贴心。他们派高丽起居舍人潘阜在九月到达日本，替黑的递交了国书，同时递交了一封高丽国书，劝告日本向自己学习，免得遭受刀兵之苦。

日本幕府领导层对这个事情还是召开过会议研究的，与会人员都觉得日本与南宋一直是友邦，蒙古是南宋的敌国，于情于理，日本都不应该同蒙古勾搭在一块。还有就是蒙古离咱们这么远，不清楚其虚实，最好不搭理他。会议结果按程序上报朝廷，朝廷也按照程序支持镰仓幕府的决定。

在高丽的黑的见迟迟没有回音，在1268年亲自到了日本的太宰府交涉，结果他被礼貌地要求离境，实际上是被武装遣返高丽。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再次派汉人赵良弼为使者出使日本。赵良弼在太宰府逗留了几个月，都没受到幕府的接见，只得黯然回国。

忽必烈失去了耐心。1274年，浩浩荡荡的大元帝国日本远征军九百余艘战船，三万九千余人（其中蒙古军、汉军二万五千人、高丽军七千人，另有高丽水手约七千人），以蒙古人忻都为主将，高丽人洪荼丘、金方庆，汉人刘复亨为副将，从高丽的月捕（今马山港）出发，越过对马海峡向日本扑来。

元军很轻松地粉碎了日本沿海诸岛的微弱抵抗后，抵达九州博多湾，大举登陆。这个时候集结在博多湾附近的日本军队大约有三四万人，主要是九州的武士，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一方是纵横天下所向无敌的蒙古铁骑，一方是充满自信、战斗意识极为顽强的日本武士，两支战术特点完全不同、从未谋面的军队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刚一交手，日本武士就吃了大亏。

原因是日本武士的战斗方式极为落后，完全与时代不同步。军队组织上采取的是一族一门的组织方式：一个家族的武士及其郎党（与主人没有血缘关系的门客、家奴等从者）组成独立的作战单位，各打各的，为了立功还互相竞争。此外，没有统一的调度，投入战场的时间也就往往先后不一，基本没有协同配合。

日本武士还热衷于日本国内战争中的“一骑讨”战法，以单个的武士为核心，带领自己的一族郎党，无组织无纪律乱哄哄地向敌军冲锋。冲到近前开打时，还要按照日本的作战传统报家名：我是某某家的某某，我的职务是什么，我的老爸某某某，他又立下了什么功劳，有什么荣誉称号等等。

这在习惯于集团作战的元朝军队看来简直是笑话。于是，戏剧性的场面不断出现。

一个穿着华丽铠甲的武士纵马上前，后面跟着几个、几十个骑马或者步行的郎党武士。冲到元军近前，猛地一勒马缰绳，豪迈地大喊：我是某某家的某某，我的行政级别是什么，我有什么荣誉称号，你们谁敢跟我一战。

很可惜，蒙古武士没有尊重日本文化传统的习惯，而且语言又不通，日本武士身上立刻插满了箭矢，根本报不完家门。

与日本军队混乱的组织相反，元军的进攻就极有章法，分别以十人、百人、千人和万人为各级作战单位，设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和万夫长。其中，千人队为主要作战调动单位，元军指挥官在高处观察敌情，击鼓鸣金，统一指挥部队进退，得心应手，如臂使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