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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最后的南伐开始了，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七日，辽国使者告喻高丽人将南征伐宋，二十四日，大辽萧太后和辽圣宗来到南京，祭祀了辽太宗庙，命楚王耶律隆佑留守京师。闰九月七日辽军南征启动，他们精心挑选了日期，这一天就是宋真宗已经取消的亲征之日，数天后辽军主力到固安，俘获了一些宋朝间谍，这些间谍被当作了征战前“射鬼箭”仪式的靶子被射杀。

显然这些谍报人员没有白白牺牲，强大的宋军情报网早就把辽军的一举一动送至开封，宋朝方面的备战显然早就开始了，当年七月主将王超就结束休假返回定州，数天后河东地区用来增援河北的预备队广锐军骑兵再次从山后赶赴镇州集结待命，并于八月调至定州。

萧太后还在赶赴幽州的途中，宋朝边境发出军情急报已经“一夕五至”送抵开封，不过宋朝并没有慌乱，因为他们有一位性格刚毅充满斗志的宰相寇准。寇准，字平仲，陕西人，在另一位重臣毕士安的竭力举荐下被宋真宗任命为宰相，地位仅次于毕士安。寇准见急报后，不慌不忙扣住消息，谈笑自如，以安定人心。次日皇帝宋真宗知道了情况，极为震惊，此时寇准站了出来，坚定地说道：“陛下，要解决此事，五天就可以了。”随后就提出要真宗亲征。宋真宗感到有些犹豫，想要暂时退朝，寇准一看急忙高声说道：“如果陛下不见臣，那么大势就去了。”宋真宗只好留下来和群臣继续讨论，大臣们虽然意见各异，但是有三个人对于亲征必要性意见一致，他们是毕士安、王继英和寇准。宋朝中央架构是两府制度，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分掌政务和军务，毕士安、寇准为宰相，是中书的长官，王继英为枢密使是枢密院长官，因此这三巨头态度非常关键，尤其寇准更是积极支持，于是宋真宗的亲征基调一开始就定了下来。宋真宗又向臣僚们询问道：“朕决定亲征，大家商议一下，何时可以进发？”寇准咄咄逼人道：“大兵在外，须劳圣驾暂幸澶州，进发之期，不可稽缓。”毕士安则老谋深算：“……如果要亲征，适合驻扎在澶州，然而澶州城郭较小，不适合驻扎大军，何况冬季未到，亲征还望缓行。”谨慎着称的王继英附和道：“……进发之事，最好还是缓一下。突然一下子到了澶州，难以长期驻扎。”最后宋真宗听取了两府最高长官王继英和毕士安的意见，决定稍迟出发。

景德元年闰九月十四日，辽军主力依然走老路，从长城口一带突破，毫无疑问威虏军又是首当其冲。威虏军保州一带驻扎的宋朝独立机动部队开始率先抵抗，魏能、田敏、张凝伏击了一支辽军百人的分队，活捉了一名军官，很快萧达凛先锋大军赶到，围攻遂城，魏能战败率先退入城内，张凝却依然不退，又一番激战后两厢收兵。顺安军一带，石普也和辽军交上了火，宋军战后缴获了契丹人的布阵图。当然宋辽双方均宣布自己获得了初战胜利，辽军宣称“辽师与宋兵战于唐兴，大破之……萧挞凛与宋军战于遂城，败之。”宋军称：“统军顺国王挞览引兵掠威虏、顺安军。魏能、石普等帅兵御之，能败其前锋，斩偏将，获印及旗鼓、辎重。”宋军第一线部署的偏师和独立骑兵部队一般只有五千到万人，显然无法完全抵御辽军主力兵团的深入和攻势。数天后辽军不断深入，抵达望都东南阳城淀至蒲阴县一带，逼近定州唐河大阵，王超依照宋真宗指令坚守不战。北平寨守将田敏则夜袭了契丹人，攻破了数个营寨，把辽圣宗吓出了一身冷汗，事后辽帝问萧达凛：“今战者谁？”萧达凛如实回答：“所谓田厢使。”辽圣宗心有余悸说：“彼锋锐不可当。”